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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弓长人性论： 社会生产永远赶不上人的欲望需求,所以共产主义社会不是最科学的社会 不是阶级坏，是人性坏！万物生长靠太阳？以民主改变专政政治跟以革命改变国民政治，其原理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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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80年代末运用思维共享和意念致动能力,定王沪宁（现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为将来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取上海安宁之意.我国自江主席开始就这样一个省一个,一个省十年的轮流过去. 反清的孙中山是指定蒋介石执政，明朝以后，汉人江山嘛，以后除了毛泽东是自己打天下外(没完成统一），其他主是看名字的，还有就是。。。。。。。从“民主的波涛”到“安宁的上海”，未来将再次证明本人思维共享和意念致动能力的先进。是先再感应有王沪宁这个人。此二位非最先由邓主席排定。
美国为什么执著于意识形态外交？为什么美国的意识形态表现为对自由民主人权的执著和强烈的选民意识和天命意识？
原因是：美国的意识形态起源于美国人信奉的基督新教，美国人的对民主自由的执著和美国人所具有的强烈的选民意识及天命意识，来源于美国人信仰的基督新教。
美国人执著于意识形态外交，是因为他们对基督新教有着固执的信仰，美国人执行意识形态外交，实际是传播基督教文明的行为，其目标，是建立一个世界范围的基督教文明秩序。
这个基督教文明秩序，是创建美国的清教徒们梦寐以求的基督教中的千禧王国，是美国人一直力图实现的目标，美国人在这个目标中，看到了自己的天命。
我们首先来看看民主人权自由等思想与基督教的渊源关系，以及他们在美国是怎样用的基督教语言被表达的。
一、民主人权等思想来源于基督新教的个人主义思想
一般人们认为，雏形的民主产生于古希腊的长老议会制。这其实仅仅是民主的外表形式，实质上是贵族群议政治，与现代的民权主义的民主政治是风牛马不相及。现在的民权主义的民主政治是主权在民、全民参与，政府为保护民权而存在，官员是百姓的公仆。古希腊长老议会则是贵族群议，寡头掌权，政府为统治而存在，官员是百姓的管理者，两者根本不同。把民主主义追索到长老制的人仅仅认为群议就是民主，没有理解民主主义的实质。
真正的民权主义的民主思想产生于基督教宗教改革，产生于基督新教的个人主义思想。
众所周知，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的脑海中是没有个人这个概念的，社会生活也不承认独立于个体的存在，个人被视为团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单独的个人。
在中世纪的农村，个人主要通过家庭来生活，家庭是主要的生产单位，个人通过家庭来获得生活的资源，个人则完全从属于家庭，没有现代的与家族独立出来的个人的概念。这表现在：个人的命运由家庭决定，也就是职业结婚育儿等都由家庭做主，不能自己说了算；财产也不属于个人而属于家庭，个人的钱仅属于所谓“私房钱”；缴纳税也不以个人名义，而以家族整体名义纳税；荣誉也属于家族，而不属于个人；一人犯罪，全家有时都要承担责任；个人被当作是某某家的一分子，而不是独立的个人，等等。
我们现在看欧美人的名字都是家姓在后名字在前，反映了中世纪的个人完全从属于家庭的遗风。比如夏尔戴高乐，表示是高乐家的夏尔，“戴de”字 在法语中表示从属。马克思夫人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的 “冯von”，强调的也是威家的燕妮。中国人看到外国人的名字放在家姓的前面，误以为外国人是在强调个人优先，是外国个人主义的表现，其实是将中国的语序生套到欧洲语序里了。
在中世纪，家庭这个团体也被淹没在封建庄园这个大团体，家庭作为庄园的一个生产单位从事生产，多数的情况，个人作为某家庭的一成员，在身份上同时隶属于庄园主，为庄园主做工，向庄园主效忠，同时受庄园主保护。庄园往往具有武装，对外可以作战，对内则可以实施刑罚，具有一定程度的国家功能。
在城市，个人也埋没于团体之中，与团体纽带紧密，通过团体来生存。城市的这种典型的团体是手工业者的行会组织。
在中世纪，在个人的信仰生活中也没有“个人”这个概念，人们的信仰也依赖于团体，这个团体就是教会。在中世纪，教会被认为是信徒与上帝之间的中介，信徒只有通过教会才能与上帝沟通；《圣经》也只有教会才能持有，个人不允许持有《圣经》；解读《圣经》也只有教会才有权利，个人不许妄自解读《圣经》；灵魂的救赎被认为只有教会的一系列活动如弥撒、圣餐、捐钱、买赎罪券等才能实现，等等。个人的存在信仰活动中完全被无视，个人是在信仰生活中不存在的概念。
总之，中世纪的欧洲，是“个体”“个人”意识完全没有觉醒的社会。
打破中世纪这种团体埋没个体的局面、首先让人产生“个体”意识的，是宗教改革。
如前面所述，基督新教是作为反叛中世纪天主教信仰而产生的，因此有着与天主教完全不同的教义和做法。基督新教主张“因信称义”，这个“因信成义”的教义认为，人只有通过信仰才能得救，而不是通过教会活动来获得救赎，也就是说，人的永恒的生命是通过个人对上帝的信仰来获得的，而不是通过某个教会来获得的。既然是通过信仰来获救的，而信仰本质上是个人灵魂的事，是个人与上帝之间发生的关系，那么，个人的信仰就被放到了重要的位置。这个教义在信仰生活中强调个体个人，把个人当作信仰生活中的主体,个人被认为毋须通过教会的中介自然就是与上帝的关系中的另一方。
在教会的运作方式上，新教也强调个人的灵修，注重个人的灵命的增长，平信徒被允许并被认为应该读《圣经》，教会领袖不再垄断信仰。
这样，在中世纪，就首先从宗教界产生了不再依附于团体的“个人”的概念。
“个人”意识的产生，促使了人权思想和个人主义的产生。
《圣经》中有一段经文被当作是小《圣经》，被认为集中体现了《圣经》的思想，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这一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被认为是像父亲一样爱着世人的上帝。
在新教的“个体”思想产生之后，神爱世人的教义，被理解为神爱世上的每一个人，“世人”不再是抽象的人，或某集合概念的人，而成为具体的个人。“神爱世上的每一个人”的思想认为，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造的，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爱的载体，上帝的爱落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每一个人的价值和福址，都为上帝所关注。耶稣说，上帝不愿意失去他任何一只羔羊，一百只羔羊中丢掉一只，上帝也要把它找回来。耶稣的话是“神爱每一个人”的思想的教理依据。美国思想家马格利奇(Muggeridge)说，“在基督教里，每一个人，无论是男是女，患病的或健康的，聪明的或愚拙的，美丽的或丑陋的，都被他的创造者所深爱，正像福音书所说，他的头发都被神数算过”。
“神爱每一个人”的思想，是西方人权思想的源头。人权思想的本质就是要保障每一个人的权利，而不是一部分人或某一个人的权利，只有每一个人，无论男女强弱幼壮，无论何时何地，他的权利都受到保障的时候，这才是贯彻了人权思想。任何一个人或一种人的权利受到忽视，都是对人权整体的污损。只保障一部分人的权利的思想是特权思想，与人权思想根本对立。把某一个人或某一种人从人权保障对象中剔出来，是歧视思想，也与人权思想根本对立。
“个体意识”与“神爱世人”的思想的结合，也催生了个人主义。既然神爱每一个人，那么，每一个人都是神爱的对象，是承受神爱的载体。对每一个人的爱体现在对个人的爱上，个人福祉的实现才是上帝的爱的体现，个人因此是这个世界的目的。上帝当初造人的时候造的是个人，以后产生的团体应该是为人的目的而存在，为实现人的福祉而存在。因此，就个人于团体的关系而言，个人应该优先于团体，是团体的目的， 而不应该是团体优先于个人，团体不应该成为个人的目的。这是个人主义思想的起源。个人主义的思想的本质是，它认为，就广泛的团体于个人之间的关系来说，个人的福祉才是世界的目的，也是团体的目的，团体是为个人提供服务的手段。
神学上的个人主义浸润欧洲社会，逐渐发展成经济上的个人主义，以及文化上的个人主义。
经济上的个人主义体现在自由经济体制上，它允许每一个人都拿自己的所长和资源来与社会交换，以获得自身最大的利益，最充分地实现自我。
文化上的个人主义则催生了人本主义思想，人本主义思想又催生了近代欧洲的理性主义和世俗主义。
人本主义把人的价值被放在了世界的中心，人的价值被认为是最根本的价值。人本主义是宗教个人主义的产物，与宗教上的个人主义有相似之处，但有根本上不同。
他们的区别是，宗教上的个人主义依然遵循神本主义，认为神才是中心，因为神爱世人，所以人才是世界的目的；人本主义则抛去了神的地位，是世俗化的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也催生了大众民主主义。
首先，个人主义颠覆了人类自有史以来的国家与个人的关系。自国家产生以来，国家就被认为高于个人，国家的利益被认为代表了个人的利益，个人被认为是国家的附属，随时应该为国家献身。柏拉图说“国家是正义的体现”，亚理士多德说“只有在国家，人才能成为真正的人”，亚理士多德认为，家族优先于个人，国家则优先于个人和家庭，并在所有领域具有统制性干涉权利。天主教神学理论的集大成者阿奎那说，国家出于神的意志，对国家的服从是良心的义务。近代的黑格尔说：国家是道德的最高体现，是自我意识的道义实体，是最普遍的善，是自在自为的神圣的存在，是地上的神，绝对理念通过国家在地上达到了最高的自由，人类的历史就是国家的真正的实现。个人在黑格尔那里，应该成为普遍者（国家）的牺牲品。众所周知，黑格尔思想是近代集权主义的哲学起源。
与这些看法正相反，个人主义则认为，个人才是这个世界的目的，个人的完善才是这个世界的至善。所有团体都是为个人的服务的，个人优先于团体，不能给个人带来福祉的团体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国家也是一样，也是一个团体，也应该是为个人的福址而设立的。个人对于国家这个团体来说，国家是实现个人安全和福利的手段，国家的目的是为个人服务，承揽和完成个人在群体生活中的公共事务，如团体内部的卫生、治安、济贫，团体对外的安全的等等，它们的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以及合法性，都得通过个人所享受到的福祉来体现。
其次，个人主义颠覆了传统的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为民主主义提供了合理依据。个人主义产生之前，政府被认为是大众的统治机构，管理机构，官员被认为是统治者和管理者。个人主义产生之后，因为个人的福址被认为是目的，所以，政府被认为是为每一个人服务的公共事务机构，政府的合法性和和效率也只有通过它为个人提供多少程度的福利来评价。
个人与官员的关系不再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而是雇主与雇员的关系。社会的个人是雇主，政府工作人员则是雇员。为保证这种雇主与雇员的关系的实现，保证社会的每一个个人都能行使他的雇主权利，政府人员的任命必须由每一个人来任命，这种任命方式就是投票选举，即由社会的每一个个人而不是某团体来投票选举民意代表，然后由他们来任命政府官员。虽然这还不是一个体现每一个人的权利的最好方式，但是迄今为止人们所发现的表达每一个人权利的最好方式。
同样，为了保证每一个人的权利，在民主体制中，尊重少数人的意见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原则。
第三，个人主义催生了民主体制中的三权分立的原则。为了防止公务人员滥用民众的委托，侵犯社会中的个人的权利，公共机构应该由相互牵制和相互检验的部门组成，这就是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相独立的原则的由来。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保证社会的每一个人的权利都得到实现和不受侵犯。
民主主义产生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形成今天的大众民主主义，囿于传统的偏见，妇女及个别种族都没有选举权。随着人权思想的深入，民主主义中的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被废止，众多的被歧视人群获得了选举权，逐渐形成了今天的普选的大众民主主义。在美国，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妇女才被赋予了选举权，印第安人则更晚，黑人的权利则长期受到忽视。到近期，在人权思想的浸润下，这些情况才逐渐在得到改善。
如上所述，新教教义由上帝对人类的爱，引申出天赋人权思想；又从神爱世人、天赋人权的思想出发，发展出政府等团体的目的在于保护个人权利，个人优先于团体的个人主义思想；为保护个人的权利不受强权的侵犯，使每个人的权利都得到体现，产生了民权主义的民主政治体制。
这是西方人权民权民主等意识形态的所走的发展路途。
关于新教思想与个人主义的关系，美国著名学者、哲学家杜威说：“个人主义的根基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信仰，它阐明了个人灵魂的本质，使生活的起伏围绕着个人的命运旋转”。这里的个人灵魂的本质，指的就是新教的因信成义的信仰，指的是个人灵魂与上帝的交流。
美国历史学家戴格勒（Carln Degler）说：“个人主义是遗留给后代的清教主义的核心”，“如果说美国人今天是个个人主义者，那么，清教主义是个人主义的主要根源”。
美国社会学家施密特说：“基督教的价值观为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奠定了基础”，因为“从灵魂上来讲，神拯救的是个人而不是集团，没有一个人因为是基督团体的成员而获救。”
关于人权思想与新教的关系，马格利奇说“千万不要忘记，人权肇源于基督教信仰”。
关于民主政治与基督教的关系，美国世俗学者桑多斯说“基督教构成了民主和人民自治思想的最深厚的基础。”
美国社会学家施密特说：“基督教影响最深的地方，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也最普遍”。“如果不是基督教促成了独立宣言和宪法指定者的思想，公民的自由与权利将不存在。”
编著了《韦氏英语大词典》系列丛书的美国著名语言学家韦伯斯特说：“我们的公民应当及早明白，纯正共和主义原则的真正源泉是《圣经》，尤其是《新约全书》”，“《圣经》是世界上最具共和思想的书籍”。
民主主义的基础是个人主义，在西方这是一个共识。在西方，凡是独裁的国家首先要摧毁的就是个人主义思想，而代之以表示人民利益的某个集合概念如“人民”等等。比如，纳粹就称个人主义为极端的利己主义，把“个人的权利”的概念改变为“人民的权利”这个概念，把人民变成脱离了个体的集合概念，然后以人民的名义开始独裁，让人民这个词成为纳粹对实质人的权利的践踏的一个遮羞布。现在德国大众汽车的“Volk”这个词，就起名于希特勒时代，反映着那个时代德国对“人民”这个集合概念的吹捧。天主教时代的“神爱世人”时的“世人”这个概念一样，长期也是一个集合概念，在“神爱世人”没有落实到“爱每一个人”的时候，意味着对异端的迫害和政教合一，意味着对每一个实质上的人的权利的忽视和剥夺。
作为集合概念的“人民”，是集权政治的思想基础，其思想源远流长。在个人主义产生之前，个人被视为团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组织的一个有机单元，在与整体的联系当中才被认为有意义，如同身体的肢体与身体的整体的关系一样，没有了整体，肢体就被当作无意义。就个人与人民的关系来说，脱离了整体的人不被认为是人民，个人被人民这个集合词所取代，个人的存在意义在人民的概念下被抹杀。集权主义者声称自己是人民利益的代言人等等，实际上，人民没有具体的体现者，“人民”不过是集权统治者当作粉饰其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手段。个人主义产生之后，人民这个概念在个人主义那里不再是一个集合概念，而有了具体的体现者，那就是每一个人。个人主义者认为，个人不是团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不是身体的肢体与整体的关系，而是团体的散在单元，是团体中的独立的个体。人民或民众等概念就是由个人组成，个人的意志就是人民的意志的一部分，个人的权利也是人民的权利的一部分。
实际上，没了个人主义，民主自由等意识形态大厦就会轰然倒塌。美国学者施密特说：“没有个人的自由就不是真正的自由，无论是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还是宗教领域。”
美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的国家，中国人在理解美国的个人主义的时候，往往把个人主义当作是利己主义，唯利是图等等。在中国人眼里，个人主义的美国人，基本上是一个六亲不认只顾自己的形象，甚至是损人利己的感觉。其实，这是种误解。中国几千年来是个儒教社会，注重团体，崇尚集体主义，中国人几千年来又被统治者的“苍生”等集合概念愚弄，因此没有个人的概念，没有理解个人主义。
在美国人看来，个人主义不是损人利己，不是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就是邻居爱，就是利他主义，就是要照顾到别人的利益。因为个人主义意味着每个人的权利都要受到尊重，不仅是自己的权利，也是他人的权利。不尊重他人就不是个人主义，损人利己也不是个人主义，因为它践踏了别的个体的权力。个人主义意味着每个人都首先尊重别人的作为个体的权利，然后社会也必须尊重你的个人的权利。
一般中国人见美国人既鼓吹个人主义，而又在与人交往中显示出极大的邻人爱，乐于帮助别人，尊重别人生活和权利，因此感到困惑不解，认为这是彼此很矛盾的行为，其实是因为没有理解个人主义的实质。
二、在美国，自由民主都是用基督教语言来表达的
民主自由等思想起源于基督新教的教义，因此，在美国，人权自由民主等思想干脆直接都用基督教语言和基督教逻辑来表达，反映着民主自由思想与基督新教的渊源关系。
关于人的权利，《独立宣言》说，“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自明的：人人都从上帝那里被赋予了一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在这里，“自明的（Self evident）”一词，是基督教文化中的惯用语，其意义，就如阿莫斯（Gary Aamos）说：它是指“无需证明，借着上帝的直接启示，通过直觉来认识的真理。该词设定，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并对人的理性设定某些信念。”这个词的使用源于保罗的《罗马书》。
杜鲁门总统说：“我们相信，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是每个人的权利，我们相信，人人是生而平等的，因为人人都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另一位总统艾森豪威尔说，人的权利是上帝赐与的，这是美国人的信念。
小布什在他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中，在谈到人权的时候说：“因为天堂和地球的创造者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们，所以，在这个地球上，每一个男人，每一个女人，都享有生来与俱的权利和尊严，都有无可比拟的价值”。
布什讲的“天堂和地球的创造者”指的是上帝，与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讲的上帝是同一概念，他们都说的是《圣经》中的上帝，《圣经》中的创造了地上的万物，也创造了天堂。他们说的“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们”，指的是众所周知的《圣经》中的上帝造人的故事，说上帝依照它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世人。
关于美国的民主制度，《独立宣言》说，“人人都从上帝那里被赋予了一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才在人们之间成立了政府，政府的正当权利来自于人民的同意。无论何时，当某一形式的政府变得危害这一目的时候，人民就有权改变或废除它，并建立新的政府。”也就是说，上帝赋予了人的生命的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和实现这些权利，才组成政府。政府的目的是来为民众服务的，政府的组成和合法性都来自于人民。
在这里，独立宣言强调了个人主义，首先是宗教上的个人主义，即人人都从上帝那里获得了权利，而不是一个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民。其次是政治上的个人主义，即政府是为这些个人服务的，它的合法性在于保障每一个人的权利，为每一个人的服务。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的国家，它的民主政治、自由经济体系全都建立在个人主义思想之上的。美国思想家千宁（W.Channing）对美国人理解的个人主义作了个经典阐述，他说：“人生而有种种权利，就事物的秩序来讲，他们先于社会而存在，构成了社会的基础，为社会提供了人的能力，他们乃是各种社会制度的伟大目标之所在。”也就是说，各种社会制度都必须为个人而服务。
艾森豪威尔说，因为人的权利是上帝赐与的，所以“人民推选领袖，不是让他们来统治，而是来服务”。也就是说，因为每个人都有着来自上帝的权利，所以，人群中的领袖，只能是被选来为他们服务的。艾森豪威尔还说，凡是反对这一信念的人，在他们眼中没有上帝。
也就是说，艾森豪威尔的思想和逻辑是，凡是不民主的也就是反上帝的。
实际上，翻阅美国建国以来的重要史料，你就会发现，无论是在独立宣言、美国宪法、还是在总统或其他重要人物的演讲当中，美国人在论述人权和民主的正当性的时候，都遵循着“上帝爱人、上帝赐每个人以权利，为保护这些权利，所以要民主和自由”的逻辑。这种逻辑和理论是美国意识形态中的公式化逻辑，独立宣言以来，美国的意识形态代表者，都从上帝造人和上帝对人的爱开始论述平等人权自由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从保证这些权利的角度，来阐述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必要性。
“因为上帝仿佛他自身创造了人们，因此人生来就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和尊严，因此必须实行保障了每个人权利的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这种逻辑和理论，对于基督新教徒占国民多数的美国人而言，也是不言自明、无需论证、理所当然、无可驳辨的公理。
在美国人的国民意识中，自由民主人权之所以是最好的，是因为它与上帝联系在一起的，上帝证明了自由民主人权的合理性和公义性。脱离了基督教义，民主自由等将无法被证明是正确的。
也就是说，在美国人的心目中，自由民主的理念和体制之所以之最好的，因为它来源于上帝造人和爱人的教义，体现着上帝的律法和公义，是最符合基督精神的，是基督精神在世俗事务上的体现。《圣经》中的上帝造人以及神爱世人的人的思想，直接成为自由和民主的合理性来源，成为美国人为民主自由辩护的根据。
托克威尔在论述美国的民主时说；“美国人把基督教的观念和自由的观念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在他们的脑海中这两个概念不能单独地存在”。
美国的宗教政治学家保罗·威廉姆斯说：“美国人把民主的理想视为上帝的意志，美国人确信民主正是生活的法则，国家必须加入进来，政府必须把民主当作宗教来宣扬。”
抛去上面讲的自由民主人权的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复杂的宗教教义，美国人理解的自由民主人权的无可怀疑的公义性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一般都是遵循着这样的思维：
“上帝创造了人，是依照他自己创造的，所以，人是最尊贵的（人权思想），人是这个世界的目的，任何制度和组织都是为了实现人的权利和设置的，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只能从人从中获得的福祉来评价（个人主义和民主主义）。
上帝创造了人，是来荣耀上帝的，所以人应该充分地发挥出自身的才能，有充分地发挥学习才能和发挥自身才能的空间和余地，有充分的条件让自己的人性达到一个完美的境地，所以，人必须是自由的，人和制度都不能限制这种自由，如果限制了这些自由，那么人就无法充分发挥自己实现自己，也就无法荣耀上帝（自由主义）。
因此，在这个世界上，自由民主和人权是最符合上帝的旨意的社会制度，是最符合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目的制度，也是对人最仁爱的制度、是最有助人成长和完成自我的制度（全世界都应该是自由民主体制，救世主义）。
每一个信上帝的人，都应该去爱人，爱所有人，他的行动应该体现出上帝的荣耀，应该实现上帝的旨意，所以，帮助其他国家的人去实现自由民主，是相信上帝的人使命和义务（选民意识和使命感、以及干涉主义）。”
这种思维，其实就是美国意识形态中的自由民主以及天命意识和使命感的完整内容，是美国国民的共识，也就是它的主流意识形态。
美国人的这个共识，落实到具体的体制上，就是美国人奉行的个人的自由和人权的保证体制，就是自由经济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这些制度在美国人的思想里，与上述美国的意识形态相对应，也与上帝联系在一起。如果也抛开这些制度的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复杂的宗教教义，用一般美国人的语言和思想方式来表达他们对民主自由制度的公义性的理解，那就是这样：
“人是上帝创造出来的，并且是依照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所以，人有着崇高的尊严和价值，这些尊严和价值必须得到充分的保护。人的尊严和价值表现在他的各种权利上，表现在他的生命权、财产权、身体自由权等权利上，这些权利无论在那里，都不能受到侵犯。所以，全世界的国家和政府都应该尊重和保障人的这些权利（人权宣言和世界人权条约）。
人是依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出来的，所以，政府是为人服务的。政府的合法性必须由人民承认，功用必须由他的人民来评价。政府应该是由人民选举的，为人民服务的。这个人民是个人主义的人民，即人人都是人民的一分子，人民的权利的实现必须由每一个人的权利的实现来体现，而不是集合概念的没有体现者的人民（民主政治制度）。
人是依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出来的，是来荣耀上帝的。所以人人都享有生来与具的自由。这个自由让人来充分地实现自己，以来充分地荣耀上帝。这个自由首先包括人择业的自由，人可以充分地依据自己的能力和爱好来选择职业，中世纪的身份和职业的限制是野蛮的；还包括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让人能拿自己的能力来与社会交换，使自己的能力获得作充分的发挥。社会主义的不许人自己搞经济的政策实限制人自由的，所以是不好的，必须搞自由经济，也就是市场经济（自由经济制度）。
这是美国人对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及人权保障制度的认识和感觉 。
此外，美国人的一些个性和习惯也与基督新教的教义联系在一起，比如美国人独立和竞争的个性、以及尊重他人隐私的习惯，也由来于清教主义。他们在美国遵循这样的逻辑，即：
人是荣耀上帝的，所以人应该完善自我。这个完善自我包括自身的修养和自我的实现。尤其是自我的实现，在充分地通过自由实现自我的同时，人应该依靠自己来实现自我，而不是靠他人、父母或亲缘，所以，依靠血缘得来的职业成就是可耻的（个人主义的竞争制度）。
人的权利和自由，同时意味着人的责任。因为人人都是上帝创造的，所以，每一个人都享有同样的自由和权利。每一个人在享受这些自由和权利的同时，必须尊重别人的自由和权利，尊重别人的自由和 权利也就是尊重自己的权利和自由（尊重他人，注重隐私）。
等等，美国人思维方式与基督教的渊源关系，可以说不胜枚举。
在世俗化国家，一般人在谈起民主政治的起源时候，都说民主政治思想起源于洛克的自然法思想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国的学者和理论界也是这么认为，认为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新生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因此产生了民主的政治理论。在论述民主政治的合理性时，西方国家都引用洛克和卢梭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国家则引用马克思。在美国，虽然这种世俗的观点也存在，但在主流意识形态当中，民主自由等的合理性仍然被归结为上帝，被归结为上帝对每一个人的爱和权利的赐予。这种归结更真实地反映了人权是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反映了宗教对的民主思想的启蒙，反映了民主政治萌发和成长的轨迹。
三、美国意识形态当中的选民意识和使命感，由来于基督教的选民思想和传教思想，由来于清教徒的教义
由上面可以看出，美国人之所以执著于自由民主等理念和体制，就是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自由民主人权的理念和体制，最符合基督精神，是基督精神在世俗事务上的体现，它来源于上帝造人和爱人的教义，体现着上帝的律法和公义。美国人眼中的自由民主制度，是基督教思想的产物，也是基督教思想本身在人世间的体现和表达。就像美国政治学家威廉姆斯所说：“美国人把民主的理想视为上帝的意志”，马斯登说：
“美国人认为，基督的原则体现在宪政当中”，也像艾森豪威尔说，凡是反民主的就是反对上帝。
那么，美国人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把民主自由人权等思想和社会秩序推销到全世界，并为此不惜流血采取暴力，牺牲包括美国士兵在内的众多的人的性命？
答案是：美国人的天命意识和使命感使然，而这种使命感来源于基督教中的选民教义和救世精神，也来源于一些基督教流派中的特殊教义，其中，尤其是清教徒思想和美国民间普遍相信的后千禧年主义，对美国人的改造世界的热情有着重要的影响。
基督教有强烈的选民思想，是一个“拣选”和“呼召”门徒的宗教，有强烈的传教要求，因此也是一个救世主义宗教。
基督教认为，这个世界起初也就是在上帝创造之初，是个美好的世界，在伊甸园时代的初期，世界受到上帝的祝福，万物和谐相生，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也认上帝为主，为上帝的灵所充满，过着衣食丰富、没有疾病、没有死亡的幸福生活。
但是，撒旦诱惑人类脱离了上帝，独立自主，不再认上帝为主，要自行判断万物的善恶，于是，人成了脱离上帝的存在，脱离了圣灵，人成为理性与肉欲相冲突的人，世界也成了受到诅咒的世界。
脱离了圣灵的人充满了罪性，行为上也充满了罪恶，按照上帝创造万物的规律和秩序，这样的人也就处于必然灭亡的命运。这个灭亡包括肉体的死亡，也包括灵魂的灭亡。受到诅咒的世界不再万物和谐相生，而是成了自相残杀的世界。
但是，上帝是爱人的，他象父亲看待孩子一样看待自己创造的人类，面对被撒旦败坏的人类，上帝不愿他们灭亡，要救赎他们。
由于人的罪性和作为被造物的局限性，人类自己是找不着救赎之路的。因此，上帝只有自己来救赎人类和世界。
上帝救赎的办法，就是上帝成为耶稣，自身降临人间，在十字架上替人类死了一回，替人类赎罪。然后上帝把十字架救恩的信仰赐给人们，这个十字架救恩的信仰包括：承认自己是罪人，承认上帝是自己的主宰，相信上帝已替自己赎罪。上帝让一切相信这个救恩的，罪都得到赦免，不再被追究。并且，对于信上帝救恩的，上帝把伊甸园时的圣灵赐给他们，让他们成为上帝再造的新人，他们因为被上帝的圣灵充满，肉身得以摆脱罪恶的捆绑，不再犯罪；灵魂则因圣灵充满，成为不死的灵魂。这样，人就在身体和灵魂两面都得到了救赎。
这是一个好消息，也就是一个福音，是一个人类有可能再次获得永生而不再死亡的福音。
上帝救赎世人的过程也是一个向世人传播这个福音的过程。被告知了这个福音并且信了这个福音的，也就是被救赎了。上帝先拣选了他的使徒，把上帝替人赎罪的事实展示给他们，并把救恩的信仰赐给他们，然后，上帝让他们把这个福音传给门徒们，让门徒们走遍天下，这些门徒世世代代把上帝的信息传给一切上帝预定要救的人，也就是预定要做上帝信徒的人。上帝在人间的时候对他的弟子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传到万邦传遍地极的时候，也就是上帝预定的信徒之数满了的时候，上帝将重新来到人世，让死去的信徒复活，与当时在世的信徒一起，与上帝统治世界一千年。
上帝拣选出来并让他们相信这个福音并传播这个福音的，就是基督徒。基督徒在这个世上体现着上帝救赎的大能，他们因为圣灵充满，身心不再矛盾，不再犯罪，行为上体现着来自上帝的善和智慧，荣耀上帝。上帝要求他们做世上的盐和光，去造福他人，光照他人，他们因为被上帝的圣灵充满而能够做到。
基督徒不仅体现了上帝的救赎的大能，还要与上帝一同做工，把得救的道路传给上帝预定要做上帝信徒的人。
基督教的这种拣选和呼召以及传教的教义，使得信徒带有一种强烈的选民意识和救世的使命感，这种选民意识和救世的使命感驱使信徒们不断地把基督教义向世界各地传播，先是在中亚，再是在欧洲，然后是在美洲，再是亚洲，在短短的两千年里，基督教由一个只有十几个人的小宗教团体，成为一个遍布全世界第一大宗教。
基督教的救世主义，被以后的一些基督教神学思想强调和发展。其中，影响较大并尤其强调基督徒的救世义务的，是后千禧年主义思想。
后千禧年主义是对基督何时再临人间所作的一种诠释。在基督教中，有一个基本教义，就是耶稣基督将再临人世，并建立一个基督统治的千禧王国，然后行使最后的审判。基督何时再临？是在千禧王国建成之前再临？还是在千禧王国建成之后降临？一直有着分歧和争论，主张千禧王国之前降临的，叫前千禧王国主义，也就是说，基督降临是在千禧国之前。主张千禧王国之后降临的，叫后千禧国主义，也就是说基督降临在千禧国之后。
后千禧年主义主张的千禧国是怎样建成的呢，这个主义说，是靠世上的基督徒建成的，基督徒应该努力地去改造这个社会，改造这个世界，用基督教的教义去建设这个社会，建设这个世界。在基督的社会和世界建成的时候，也就是千禧年时代了，然后耶稣蒋再临人世与基督徒共同统治世界一千年。
后千禧年主义把改造世界和在全世界建立基督教王国当作基督再临的前提，当作上帝给基督徒的使命。
后千禧年主义被一些教派所接受，这些教派的特点，就是主张社会变革，主张用基督教原则来改造社会，建立世上的基督教王国。在以后，由于政治与宗教的非常容易发生的契合，在一些不赞成后千禧年主义的教派里也都不自觉地带上了后千禧年主义的因素。
有一个教派接受了后千禧年主义之后，给世界带来了震撼，并一直影响到现在的美国的宗教思想，这个教派，就是卡尔文宗。
卡尔文宗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天命意识。
卡尔文宗坚信“预定论”，也就是相信天命论，就是相信人是否被救是否能成为基督徒，是上帝在创世之前就预定好了的，被拣选的成为基督徒的，是不可逃避的命运。这些人被拣选用来做神的器皿，荣耀上帝，为上帝所用。这种天命论与“通过努力可以成为基督徒”的“功德论”对信徒的天命意识和使命感造成的影响不同，天命论造成的天命意识和使命感更强烈。
在此基础上，卡尔文宗又接受了后千禧年主义，因此，卡尔文宗更具有强烈的革命色彩，主张改革社会和改造世界，以建立一个实行基督教原则的基督王国。
以后，卡尔文宗掌握了国家政权，统治过瑞士日内瓦共和国，在此期间。卡尔文派的人对日内瓦进行了彻底的新教改革，建立了一个严格的奉行新教教义的社会命。
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人口的86%都信耶稣，因此，选民意识和救世的使命感在美国国民意识中普遍存在，救世主义也就成国民意识中一个普遍因素。
在此基础上，美国又是一个清教徒建立的国家，清教徒起源于卡尔文宗，清教徒的承袭卡尔文宗的革命教义，强化了选民意识和救世的使命感，使得美国人的思想中具有了更为强烈的选民意识和救世思想。
基督教的选民教义让美国人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体现了上帝救赎的大能，是被选来要做世上的盐和光，被选来造福他人光照他人的。
这种要造福人间光照人间的意识，让美国人的对外政策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强国，更带上了一些道义色彩。
我们知道，帝国主义时代，强国是靠实力说话的，靠实力说话经常意味着炮舰政策和掠夺领土。大英帝国在强盛时期掠夺的领土是众所周知的，一段时间号称日不落帝国。法国德国都曾经掠夺过别国的领土。这些国家受过基督教的浸染，在掠夺和占领过程中，尚显出人道，没有大规模的屠杀事件。日本帝国主义因为没有受到过基督教的影响，所以表现出异常的残忍和野蛮。日本在强盛时期的帝国主义政策无不伴随着屠杀，日本在占领韩国时期，曾经有过策划，就是把韩国男子全都煽掉，让女子全作慰安妇，以灭绝韩国人，因为他们认为韩国人是劣种。日本在占领旅顺之后，屠城只剩三十六人，而这三十六人也是用来埋死人的。占领南京之后，南京大屠杀则死伤无数。这是帝国主义的实质，靠实力说话的实质。
美国作为强国，则很少这方面的不光彩的纪录。早期，美国人屠杀过印第安人。但自己马上就予以纠正了，并且注意保护印第安人的权益。在向太平洋扩展过程中，占领国菲律宾等国家，但自己也纠正了，现在，菲律宾是独立国家。美国的外交就像基辛格讲的一样，反对实力说话的政策。我们看到，在帝国主义国家纷纷把中国当作肥肉来割食，对中国实行炮舰政策的时候，美国没有乘人之危来掠夺中国。美国人与中国近代打的唯一一场仗，是八国联军，那场战争，美国人把它当作一场护教战争，也就是传教士在中国没法保障安全的时候，来出兵中国，这一点再稍后叙述。
美国在威尔逊时代提出的民族自决等国际政策，实际上是要求国际社会结束帝国主义政策。二战之后，在美国的指导下，西方强国也结束了帝国主义政策。美国占领德国和日本之后，并不像帝国主义国家那样要求割地赔偿，剥夺主权等等，相反，给了这两个国家大量援助，帮助这两个国际建设好民主主义体制后，并不占领他们，而是恢复他们的主权。如果依照帝国主义政策，按照日本帝国主义的做法，至少，日本这个国家早不存在了。现代的新保守主义在强调他们的对外政策时候说，美国只要把民主带给别人，不要求领土。现代新保守主义者基本上都是美国的福音派人士。美国的这些反帝国主义政策的做法，正是来源于基督教的要做世上的盐和光、要造福世人光照世人的选民意识。
我这样说美国，并不是想给美国人涂脂抹粉，而是要实事求是地说明美国政策的实质和它的由来。其实，中国的学者也看到了美国的反帝国主义政策的特点和历史。比如，关于成为美国外交精神代表的威尔逊十四条，北大出版的一本书说：“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之所以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是因为他从维护世界和平的角度，强调了各国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对侵略战争进行了强烈谴责，并就世界和平提出了具体的方案。此外，威尔逊十四点计划还站在殖民地国家的立场上，提出了对殖民地的处理以及如何照顾殖民地人民利益的问题，要求与会各国相互保证政治自由和领土完整”。
基督教的传教教义和清教徒的革命思想以及后千禧年主义的基督王国思想，让美国人带有强烈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驱使美国人在全世界积极推广和保护新教资本主义，并且全力以赴，乐此不倦，其目标，是建立全世界范围的基督教文明秩序，实现基督的王国。因此，这种使命感也让美国人的外交带上干涉主义色彩。
我们看到，美国人自登上世界舞台以来就四处插手，四处打仗，自己打，也帮别人打，成为第一大国之后，四处建设军事基地，并四处干涉别国事务，这些行动其实都是一种护教和传教行为，它们都是在保护自由民主等新教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并推广这个价值观和制度。这个思想和制度，在美国人看来，是最符合基督教义的，是基督精神在世俗事务上的体现，是基督的原则对社会的适用。马斯登说“美国人认为，基督的原则体现在宪政当中，并且，美国人被上帝选中，是将全世界引向正确的宗教和自由的灯塔。” 因此，美国也就拼命捍卫和推广这个制度，并且为了推广，不惜用强权和武力，其最终指向，就是在全世界建立起基督教文明体系。这个文明体系，就如前面所讲，就是美国人所理解的大众民主、自由经济、和保证人权的社会体制。
在全世界建立起基督教文明体系，体现着千禧年主义的建立基督王国的梦想。这个梦想，驱使着清教徒一直要进行社会改革。英国的清教徒在十七世纪发动清教徒革命，目标就是在英国建立一个类似于卡尔文的日内瓦的基督教联邦，用清教徒诠释的基督教原则来改造社会，而后把这个基督教社会推向世界。清教徒革命的领袖克论威尔掌握了政权之后，砍下了国王和国教会主教的脑袋，这还不够，临死前，克论威尔说，“假如上帝再给我十年的生命，我要让全欧洲的君主在我面前发抖”。
美国人继承了清教徒的这个梦想。一部美国的历史，就是向千禧国迈进的历史，。美国在殖民地时代，要把美洲建成“山上的城”，就是要先在美洲建成一个基督的国；美国人消灭自己的奴隶制度，就是要消灭阻碍千禧国实现的罪的制度；美国人在国内不断地完善自己的立法，让弱势群体的如黑人印地安人妇女儿童的权利，就是想让美国这个“上帝的城”越来越符合基督教的原则；美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对外实行干涉主义外交，就是要把这个千禧国推向世界。美国在殖民地时代，要把美洲建成马斯登说“美国人认为，美国人在上帝的计划中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就是美国是一场改革的中心，这场改革将把世界导向基督教文明的黄金时代也就是千禧年时代”。这个千禧国，体现在全世界实行民主体制的蓝图中，体现在美国的人权主义在全世界实现的梦想当中的。布什在二次就任演说中说：“要消灭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独裁者”，与克伦威尔的话很有神似之处。
其实，中国人要理解美国人的改造世界和建立基督王国的热情应该很容易，因为中国曾经要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并且要在全世界实现这个目标，为此也曾经要改造世界，要解放全人类，要输出革命。这与清教徒要在地上建立基督的千禧国以迎接基督的来临的热情很相似。当初我们怎样激昂地要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美国人就一直怎样激昂地要建立基督的千禧王国，当初我们怎样狂热信仰马列主义，并要把它输出都全世界的，现在的美国人就是怎样狂热地信仰新教的民主自由思想，并要把它输出到全世界的。
共产主义者与清教徒在很多地方都很相似，这种相似有很多学者都论述过，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美国的著名的政治学者拉斯基，拉斯基指出，共产主义者与清教徒不仅在理想上相似，而且在个性等方面也很相似，他罗列了下面的一些相似之处：
1，清教徒与早期共产主义者一样，具有强烈的选民意识。两者都鄙视世俗及日常习惯。
2，两者都确信自己会赢得整个世界，相信历史的最终结局是自己的胜利。因此，两者都有着强烈的对抗世俗迫害的能力。
3，两者都认为自己是真理，而反对自己的是恶魔，必须予以消灭。
4，清教徒蔑视世俗的学问，早期共产主义者蔑视资产阶级的教养。
5，清教徒信靠《圣经》，早期的共产主义者相信马克思主义绝对正确而且万能。
6，两者都反对异端的不宽容，但自己一旦掌握政权，对政敌也不宽容，并且把宽容当作软弱，把软弱当罪恶。
7，蔑视中间派和中庸之道，有时比仇视敌人更仇视中间派。
8，因为恐惧自身不能得救，或从救赎中被排除，因此，有谄媚阿谀及伪善的习惯。
在选民意识和使命感上，两者的相同点具体地表现为：清教徒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早期共产主义者认为自己是解放人类的先锋。两者都崇拜革命，要通过社会改造来实现自己的理想，都积极地输出自己的价值观，要改造世界。清教徒在英国进行了清教徒革命，建立了起清教徒的国家，在英国失败后，来到北美，要把北美建成“山上之城”，同时要以北美为基地，建立神的千禧国。共产主义者胜利之后，就积极地输出革命，要在全球实现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的信仰遭受了很多挫折，尤其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世界聚变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倒台之后，共产主义者们在全世界建立共产主义的热情减弱了，有些共产主义者消失了，有些则变得务实和世俗。
但是，美国人的千禧国梦想却没有经历过什么挫折，而且因为美国人在实现这个梦的过程中几乎是战无不胜，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在相信这个梦，这也是美国近来基督教保守势力大行其道、越来越得志的原因。
在美国人看来，千禧王国正在一步一步地实现，而且在前进的道路上，推动这个王国实现的力量正在毫不留情地碾碎着这一切敌人。美国人说，瞧，用清教徒思想装起来的盎格鲁萨克逊人这四百年来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他们先是兴起了盎格鲁萨克逊的大英帝国，占领着世界最广阔的领土，独霸世界两百年，然后兴起了盎格鲁萨克逊的美利坚帝国，领导世界近百年，一直到现在。在他们面前，西班牙人退却了，德意志民族的霍亨佐论王朝灭亡了，希特勒帝国灭亡了，日本人挑战一回，被打断了脊梁骨，今天还是他们的奴隶，斯拉夫人的社会主义也失败了，现在还没有崛起。
所以，这个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清教资本主义一直没有让美国人失望过，他们的信心也就没有减弱，他们的天命意识和使命感，那种要把清教资本主义思想和制度推向全世界，建立起世上的基督王国的使命感，也就没有减弱过。从殖民地开始到现在，美国人就没有打消过他们要做着世界的灯塔和要改造世界的念头，在今天的白宫，新保守派们仍然在梦想着基督降临前的千禧王国，梦想着这个千禧王国怎样在他们手中建成。
保守派领袖拉斯菲尔德说“祈祷中国早日成为文明国”，正是这个梦做得酣美时的一个梦语。
四、推广民主自由与打击反基督势力是美国互为表里的对外政策
前面说过，日本内阁情报局长冈崎在论述二战时说：“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都误判了形势，他们不了解美国这个国家。美国这个国家进行战争，从来不依据利害权衡和得失盘算，美国人打仗，从来都是依据道德和国民的好恶。”
现在，我们就明白冈崎所说的“道德和国民的好恶”是什么了，就是基督教理念。86%信奉基督教的美国国民的道德和好恶都随基督教的标准而定。
小布什上台伊始，在被问及谁是他的政治风格的时候，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耶稣是我的政治学老师”。也就是说，耶稣的教义是他的政治学基础，是他的政治指导。这其实是对美国政府政治与外交实质的最好的揭示。
因为民主自由人权等制度义基督教的渊源关系，以及因为美国人对基督教的信奉，美国的外交也表现为对一切反基督教势力的敌对上，与推广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外交相互印证，互为表里。
二战时期，美国人之所以要坚决打倒纳粹而不采取任何绥靖主义政策，与自由民主等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的，是美国人和美国政府在宗教上对纳粹的憎恶。
希特勒是个反基督教主义者，希特勒在上台之前，为了获得基督教方面的选票，曾对天主教和新教表示了好感，声称将尊重天主教和新教的宗教自由。获取政权后，为巩固地位，也曾表示尊重基督教信仰，甚至曾与天主教合作，挽回上台初始时的打砸抢的恶劣名声。但在政权巩固以后，希特勒就抑制不住对基督教的厌恶，迫不及待地开始对基督教和天主教大打出手。
首先，希特勒要求对全国的基督教会和天主教会予以纳粹化改造，在全国成立总教会，自上而下，用纳粹的意识形态取代基督教教义，然后，对于坚持基督教义、拒绝用纳粹意识形态取代基督教的教会和信徒，施以毫不留情的镇压。仅在1938年一年，就有800多名对纳粹教义持异议的教会成员被捕，其代表威斯勒博士被杀，涅姆勒博士被关入集中营。被现代基督徒称为“当代使徒”的著名的基督教神学家彭菲霍尔也在纳粹执政期间被捕，并被绞死在监狱中。彭菲霍尔的神学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现代的美国新保守主义者中有不少彭菲霍尔的信仰者，甚至布什的政策也受到他的神学思想的影响。
希特勒的宗教事务部部长凯尔在对全国的牧师发表讲话时调侃基督教说：“基督教信仰就是信仰上帝的儿子基督，这让我发笑。”他要求基督教徒将信仰改为信国家社会主义，也就是信纳粹。希特勒的政治秘书鲍曼说：“国家社会主义和基督教信仰是不能调和的”。
希特勒为国家总教会制定的三十点指导纲领中说：
5， 国家总教会决心无可改变地根绝——在不吉的800的外来的基督教信年输入德国的各种异己仰。
13，国家总教会要求，立即停止在德国出版和传播《圣经》。
14，国家总教会宣称，在一切文件中，元首的《我的奋斗》是最伟大的。
18，国家总教会将从它的供坛上清除一切耶稣受难像、《圣经》和圣徒像。
19，在讲坛上，除了《我的奋斗》（对德国民族对上帝来说，这是一本最神圣的书），不得有任何东西，在供坛左边侧放一把剑。
30，各大小教堂必须除去基督十字架，必须代之以唯一不可政府的象征 X字。
从这个希特勒的宗教纲领可以看出，所谓国家总教会，就是清除基督教的一切痕迹和影响，而代之以彻头彻尾的纳粹化，也就是希特勒自己要取代耶稣，《我的奋斗》要取代《圣经》。希特勒在另一场合也说过，德意志民族的悲剧就是八百年前接受了外来的基督教。
希特勒的反基督教行为，让美国人想起了在罗马帝国时大肆迫害基督教的尼禄等皇帝，这些人被为是反基督者。反基督者是在《圣经》中预言注定要出现的、来自于撒旦的邪恶势力，其特点是大规模迫害基督教信徒，多数还有系统的反基督教的理论。希特勒被认为是当代反基督者的代表，基督徒占多数的美国国民因为希特勒反基督教举动而上下极度厌恶纳粹德国，必欲除之而后快。
二战以后，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对立中，美国是资本主义阵营的盟主。美国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敌对情绪，还由来于美国人的基督教信念。
马克思主义是唯物主义无神论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从人类的历史发展规律来讲，随着科学的进步，宗教必然被消灭。社会主义在苏联和东欧胜利之后，当共产党人依照马克思主义改造社会的时候，基督教势力遭受到惨重打击，基督教领袖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代理，信徒被认为是走卒，有许多基督教人士被逮捕投狱。宗教也被认为是麻痹人民精神额鸦片。中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也遵循和执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
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这种整合信仰的现象，在美国人看来，是对基督教的新一轮迫害，马克思主义的一套唯物论无神论的学说，在美国人看来，就是撒旦的声音。因此，美国人也就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看作是敌基督的恶势力，必欲除之而后快。
美国人在中东纠纷中，长期偏袒以色列，也来源于美国人的宗教认识。
犹太教是基督教的母体，早期的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被认为是犹太教的一个教派。耶稣和十二使徒以及早期的基督教领袖，都是犹太人。在基督教中，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是上帝最先拣选出来传播上帝声音的神的子民。以后虽然犹太人不信基督教，但基督教说，在神的旨意下，必然也要归信基督。基督徒也是上帝的选民，是在犹太人之后被上帝拣选出来的选民，要在世上作造福他人的“盐和光”，作荣耀上帝的器皿。基督徒与犹太人都是上帝赋予了特殊使命的人。
在《圣经》中，尤其在美国的千禧年理论中，犹太人回归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再建以色列国，被当作是耶稣再临人间、建立千禧王国的条件。从里根时代就经常被邀请到白宫做客的牧师哈尔林泽的说教，在美国的民众中有巨大影响。林泽说，在人类的末世，将有一场善与恶的大决战，也就是《圣经》启示录中所说的哈米吉多敦之战。在这场战争之后，耶稣基督将作为犹太人的王再临人世，在复兴的以色列之地耶路撒冷统治人类一千年。林泽说，如果想在这场战争中存留下来，那么就一定要理解上帝对以色列的特殊拣选，这样就会在上帝面前称义，与耶稣共享千禧王国。如果反对以色列，攻击以色列，将在末日的审判中被当作反基督的敌人投入地狱的永火。
美国的基督教“道德多数派”领袖福尔威尔也说：“谁反对以色列，谁就是反对上帝”。
美国人相信犹太人占领耶路撒冷更符合上帝的旨意，因为《圣经》上说，上帝将耶路撒冷一带作为流着奶与蜜的福地赐给了犹太人。美国人也相信，支持犹太人符合上帝的旨意，因为《圣经》中上帝对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说：“凡祝福你的，我也祝福他；凡诅咒你的，我也诅咒他。”
所以，基督徒占多数的美国人坚决支持以色列的建国，支持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建国。以色列每年都接到大量来自外国的援助资金，其中，除外国的犹太人的捐助外，来自美国人的捐助最多，据说已累计达到数百亿美元。
也因此之故，伊斯兰极端分子把对美国的战斗称为对异教徒的圣战，而不仅仅是保家卫国的世俗利益之战。
美国人的对华认识和对华交往的态度上，也深受国民的基督教理念影响.
国民党上台,台湾问题已朝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方向发展,验证了本人预感力的先进（见本人博客以前的内容），事实是最好的说明。下一个伊朗核问题，伊朗周边国家和以色列将遭受重击 .
分析中国司法不能独立的原因之一：刚建国时敌情复杂，国内外反共反华势力可能相互勾结，颠覆新生政权，所以司法不能独立。
我一直主张每个人都应该去做美容，不管是国家行为还是个人行为，以建立一个在容貌上也无歧视的和谐社会。
长得难看的人易动怒，我认为一个原因就是在孩提为人处世时就不被人欣赏，在人际关系上相比处于劣势渐养成自卑、自暴自弃而可能嫉妒仇世的心理，而长得好看的人较乐观，就是赞美声太多了。香港有个叫周星驰的艺人，在他演的好几部影视里都在声称并打帅哥脸，他为什么那么恨帅哥？看过有关他的传记文章，在未当演员时在学校时失恋过，这是否是他仇世的一个原因呢？的确，长得难看的人在爱情上往往竞争不过长得好看的，帅哥美女们也会利用他们/她们的优势排挤、欺负劣势者---高傲。
打帅哥脸是否会消除矛盾和危机呢？因为那样大家都一样不帅了呀！看似平等了，结果是恰恰相反！好比如要在全世界实行平等的共产主义制度，因为在经济和政治上有权有势者也会利用优势欺负人啊，再比如身强体壮者。过去改朝换代闹革命搞起义不正是因为有大量的人欺压人的现象存在，有识者才会揭竿而起？
周星弛还在《大话西游》里说布道者唐僧“叽叽歪歪”，“像苍蝇一样”，而他演的好几部影视都以猥琐的小人物出现，我们说警钟长鸣，不时常进行道德教育，人就容易犯错误的。一些人还以他为榜样，说话和笑声等其他行为都模仿他，大众的悲哀啊。
港台和国外影视不但影响了我们大陆的影视文化观，还教坏了多少人啊！那些走上罪恶道路的人有多少是受过这方面教育和影响的！特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刚开始那段时间，不严格审查让多少人走上歧途啊！港台影视给人的印象一贯是反传统、自由化、右倾，将来中国要是发生演变（已经在渐变了），港台影视所传播的文化信息“功不可没”
一句话--------长得好看的未必都是好人，长得难看的未必都是坏人，行善作恶有多种因素在决定和影响。
全国人大常委会建立健全法规和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制度
2005年12月20日05:27
人民网北京12月19日讯 记者石国胜报道：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委员长会议16日上午完成了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经济特区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简称《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的修订，并通过了《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程序》，以进一步建立健全法规和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制度，维护国家法制统一。
鉴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在法制工作委员会增设了法规备案审查机构，修订后的《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规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认为法规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审查要求的，常委会办公厅有关部门接收登记后，报秘书长批转有关专门委员会会同法制工作委员会进行审查。上述机关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法规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审查建议的，由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接收、登记，并进行研究；必要时，报秘书长批准后，送有关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
修订后的《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还规定，专门委员会认为备案的法规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主动进行审查，会同法制工作委员会提出书面审查意见；法制工作委员会认为备案的法规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需要主动进行审查的，可以提出书面建议，报秘书长同意后，送有关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
关于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法规的纠正，修订后的《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规定了三个步骤：一是与制定机关进行沟通协商；二是通过有关专门委员会提出书面审查意见，要求制定机关纠正；三是经过上述工作，制定机关仍不纠正的，通过常委会审议决定，撤销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法规。
为了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委员长会议还通过了《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程序》。《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程序》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司法解释，应当自公布之日起三十日内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国务院等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司法解释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均可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审查要求或审查建议。
此外，《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程序》还就有关司法解释的报送和接收、审查工作的分工负责、被动审查和主动审查、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司法解释的纠正程序等作出了具体规定。
《人民日报》 (2005年12月20日 第二版)
质疑：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谓的“市场经济中‘看不见的手’------这只手不就是人的生存和发展欲望吗？也可理解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活动， 如果说在宏观中看不见的话，在微观中还看不见吗？比如小孩上商店买糖，老人去超市买柴米油盐酱醋茶，某公司要生产某产品等等。
民粹主义最初出现于19世纪下半叶，几乎在北美和东欧同时兴起。19世纪末，美国西南部农民试图控制当地政府的激进主义行为，俄国知识分子和东欧农民对平均地权的强烈要求被认为是第一代民粹主义。20世纪六七十年代，民粹主义的旋风差不多刮遍了世界五大洲，它成了一个游荡世界的幽灵，从西欧到南美，从西亚到北非，而拉丁美洲庇隆和阿连德等人领导的民族复兴运动则被视为第二代民粹主义复兴的象征。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民粹主义再度在东西两半球，尤其在东欧和北美，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从而形成民粹主义的第三次高潮。
在东欧各前社会主义国家中，“走向民粹主义”成了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的一句响亮口号，在西欧和北美的大众传播媒介中，“下列这些领袖和运动均被科之为民粹主义：在法国，‘左翼民粹主义者’是贝奈德·泰皮（Bernard Tapie），而极右的民粹主义者则是让玛利·勒佩(Jean-Marie Le Pen)；在意大利，‘电视民粹主义者’是西维尔·伯鲁斯克尼(Silvil Berlusconi)及其“振兴意大利运动”；在奥地利是约克·海德尔(Jorg Haider)；在美国则是自我标榜‘草根美国’的罗斯·佩罗(Ross Berot)，据称他代表‘众多百万富翁的民粹主义者’；在阿尔及利亚，超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被认为是政治的宗教民粹主义；在俄国，叶利钦据称也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在秘鲁，1990年当选的总统阿尔伯托·佛基莫里(Alberto Fujimori)被当作是民粹主义者。最近，在上述清单中又加上了‘塞族民粹主义’(Serbian Populism)，从政治的意义上说，这也就是民族主义。在90年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被视为邪恶，于是它与民粹主义便在媒介中交互使用”［1］。
正像任何重要的社会政治范畴 一样，对民粹主义人们也没有统一的定义。不少学者认为，民粹主义一词从本世纪60年代后便走出学术领域而成为一个通俗的术语，关于民粹主义的讨论已经超出了学术领域，政治家、新闻记者和知识分子都在谈论诸如“民粹主义的动向”、“民粹主义的努力”和“民粹主义的祸患”。民粹主义成了一个万能的术语，它无所不包，可以用来指涉各种不同的现象。诚如保罗·皮可尼(Paul Piccone)所说，大家对民粹主义“这个概念的理解是如此地模糊，以至于它可以指一切东西，同时又什么也无所指。人们把罗斯·佩罗看作是一位‘民粹主义者’，因而，克林顿和里根也被认为是‘民粹主义者’。在标榜人民主权的政治体制中，政治家总是声称‘代表’人民，因而从这个最基本的意义上说，他们都是‘民粹主义者’”。［2］
民粹主义概念的模糊性，最主要的原因是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所具有的内容的丰富多样性。民粹主义既是一种政治思潮，又是一种社会运动，还是一种政治策略。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当人们从不同的视角看待它时，便会得出极不相同的结论。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民粹主义的基本含义是它的极端平民化倾向，即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以此来评判社会历史的发展。它反对精英主义，忽视或者极端否定政治精英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从这个角度，正如皮尔—阿德列·塔奎夫所说，人们“可以把民粹主义定义为一种意识形态，根据这种意识形态，合法性即在人民的意志之中，因此它体现了激进的民主理想。这种民粹主义对应于直接民主，其特征是民主的极端主义”。［3］
作为一种政治运动，民粹主义主张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并把普通群众当作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性力量，而从根本上否定政治精英在社会政治变迁中的重要作用。平民化便成为民粹主义政治运动的本质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群众性的社会政治运动都带有民粹主义的性质。有人把它定义为“唯一地诉诸和求助于人民群众的所有运动和学说”。［4］根据这一定义，凡是平民大众的政治运动，尤其是带有自发性的运动，都可纳入民粹主义的范畴。不少学者之所以把60、70年代拉丁美洲的政治改革看作是典型的民粹主义复兴，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政治地运动是“城市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支持的政治运动，但缺乏组织化的权力和独立自主。它也得到了其他不满现状的人们的支持。”［5］
民粹主义也是一种政治统治的策略，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它指的是动员平民大众参与政治进程的方式。若从这个角度出发，“民粹主义就只能被理解成一种社会和政治动员，它意味着一种政治行动和政治讨论的趋势。不能把它界定为一种特殊的政权类型，它也不是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可以应用于各种意识形态的政治风格。”［6］这种政治政策的主要特征是通过强调诸如平民的统一、全民公决、人民的创制权等民粹主义价值，而对平民大从整体上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纵。于是，民粹主义又成为“操纵群众的一种特殊的具体方式，是表达其利益的一种手段。也可以把它看作是统治集团组织权力的方式，在工业和城市发展过程中新兴的群众的主要政治表达方式，统治集团进行统治的机制，同时也是威胁这种统治的一种潜在危险。”［7］
这种政治动员的方式，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常常堕变成政治领袖出于政治控制的需要而对人民大众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鼓动，因此之故，民粹主义在不少人的眼中几乎完全等同于政治家的蛊惑鼓动技巧，除此之外它便什么也不是。民粹主义研究者弗郎西斯·威福特(Francisco C.Weffort)这样说过：“存在着这样一种诱惑……即把民粹主义当作是一种个人而非社会的和政治的现象。因此，盖图利奥、瓦加斯（Getulio Vargas）和贾尼奥·夸德洛斯(Janio Quadros)［8］这样的领袖在政治上的急速转变可能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民粹主义不是什么而只是某些追逐权力的领袖的机会主义与几乎无限的操纵群众的能力的结合。…民粹主义意味着对群众的操纵，但这种操纵从来不是绝对的”。［9］
民粹主义的模糊性和歧义性不仅体现在其定义上，也体现在其作用上。民粹主义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它强调平民大众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它把平民群众的愿望、需要、情绪等当作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它肯定平民大众的首创精神。因此，从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方面来看，它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另一方面，民粹主义抹杀精英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应有作用，它强调对大众情绪和意愿的绝对顺从，哪怕这种情绪和意愿从长远看明显不利于社会进步时也坚持这种极端平民化的主张，它常常通过大众的普遍动员而对全部群众实施高度集中的操纵和控制。因而，从社会发展和平民大众的长远利益看，它又有着消极的意义。
民粹主义的这种双重性，使得人们通常在贬义和褒义两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在传统上，民粹主义更多地被当作是一种贬义词，它是一个消除合法性的概念，常常被等同于蛊惑人心、假民主、狭隘的平民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盲目的排外情绪、非理性选择等等。总之，“按照以前的解释，民粹主义首先与人民统治的黑暗面相联系：暴民统治、3K党的集体非理性、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和外国恐惧症”［10］所以，当人们欲反对一个政治领袖或一个政府时，一种常见的做法是把这位领袖或这个政府斥为“民粹主义的”。
然而，也有人在褒义上使用民粹主义的概念，而且从本世纪六七十年代后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以致于有人认为，“‘民粹主义’意味着‘人民’。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一个褒义词”。［11］民粹主义被视为崇尚全民利益、直接民主、平民化、大众化、爱国主义、反帝国主义、反外来干涉、反个人专制，简言之，正像奥地利政治家约克·海德尔所说的那样，“我们的民粹主义简单地说就是，代表一切对公民有利的东西，它既不代表红色的官僚（社会主义者），也不代表黑色的官僚（基督教民主党人）”。［12］
民粹主义概念的歧义性及其作用的双重性，决定了它具有复杂多样和丰富多彩的社会政治经济意义。它几乎与当代所有最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都有某种特定的关系。在民粹主义的思想与实践中，人们既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民主政治、社会主义的影子，也可以看到权威政治、民族主义的因素。反之，在现代的民主政治、权威主义或民族主义身上，人们也可以不时发现民粹主义的烙印。
民粹主义与民主政治。
民粹主义的基本意义就是极端的平民化，强调“全体人民”、“全体群众”是所有民粹主义的共同出发点。在政治上，这种民粹主义表现为倡导直接民主，普遍的群众参政，广泛的政治动员；反对专家治国，反对阶级政治，反对政治权力的扩张。例如，“美国的民粹主义从一开始就表示着对国家权力以及对那些运用或力图运用国家权力的人的敌视。所以毫不奇怪，大多数美国的民粹主义者都追随痛恨统一权力的托马斯·杰佛逊。所以，美国的民粹主义历史与把宪法看作一种权力的制约而不是权力的赋予这种观念紧密相联。民粹主义认为国家权力永远是腐败的”。［13］由此可见，民粹主义与民主主义在主权在民和人民统治这一基本点上是共通的，所以它们之间有着一种难分难解的联系。若仅仅就这一基本点而言，人们极难将民主义与民粹主义明确区分开来，把民粹主义说成是民主主义并不过分，反之亦然。
但是，民粹主义与民主主义从差不多同一的前提出发，却最终走向了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目的地。它们在以下这一关键点上开始分道扬镳。民主主义认为，在现代国家，人民主权的现实机制是代议政治，即通过普选制选出民意代表，由民意代表组成主权机关，代替普通群众行使对国家的政治统治。换言之，在民主主义者看来，真正的人民统治只有通过间接的民主制度才能实现。与此相反，民粹主义把主权在民的理想唯一地、直接地诉诸全体人民，它反对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存在执政者和非执政者两大阶层，反对把普通群众排除在政治决策过程之外。因此，民粹主义反对建立在间接民主基础上的代议民主，认为代议民主排斥直接民主，从而使自己堕落为“自由民主”，而“自由民主”是虚假的民主。对于民粹主义政治家来说，必须超越代议民主机构以便重新确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联系。在他们看来，若全体普通群众不能直接参与政治过程，那么这种民主政治便是腐败、无效和无用的。所以有人把民粹主义的这种民主逻辑称之为“民主的极端主义”(Democratist cxtremism)或“超民主主义”(hyper-democratism)［14］
民粹主义把民主的理想绝对化，把民主主义推向极端，最终的结果不但可能背离民主政治的初衷，而且可能走到民主主义的对立面，成为一种反民主主义，而与权威主义的独裁政治相联系。
民粹主义与权威主义。
民粹主义诉诸直接民主，强调全体群众的普遍参与，把“全体人民”当作所有行为的唯一合法性源泉，这就要求在全社会实行一种广泛的政治动员，把全体平民无一例外地纳入统一的政治过程之中。这是推行民粹主义政治实践的一个前提条件，但正是这一前提条件的实现过程却是一个十分危险的过程，稍有不慎。民粹主义就会流变为权威主义（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ism］此处指介于民主政治与极权政治之间的一种过渡政治形态。它从不放弃民主，但想方设法限制民主）。其一，长时间的全民总动员在正常制度框架内往往很难做到，而必须借助于某些非常的手段，如蛊惑人心的宣传鼓动，强制性的舆论一律等，这些非常手段极可能是非民主甚至反民主的；其二，普通大众在特定的情况下通常会形成某种非理性的、情绪性的共识，盲目顺从这种非理性的大众意识，不仅可能有损其长远利益，而且可能会被某些别有用心的政客利用，使大众被这些政客所操纵，成为其专制独裁的手段；其三，在许多情况下，大众的共同意愿和一致意见是很难达成的，可能会有相当一部分人持不同意见，若强制舆论一律，意志统一，对这些不同政见者就不会有宽容，而对少数人的宽容和保护恰恰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
六七十年代拉丁美洲的实践为民粹主义与权威主义的联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当时，阿根廷、智利和巴西等南美洲国家在庇隆、阿连德和瓦加斯等人的领导下，推行旨在实现经济现代化的社会改革。在政治上它们未助于城市的中下层工人和农村的贫苦农民，进行全社会的政治动员，广泛发动群众。为了取得普通大众的最大支持，政治领袖们向下层阶级许下种种难以兑现的诺言，进行蛊惑人心的排外宣传。这些民粹主义的政治努力，使得政治领袖们在短期内获得了广泛的群众支持，从而为政治稳定和经济起飞创造了有利条件。但这些努力的政治结果，或者说其经济发展的政治代价，则是长时期的军人政权和个人独裁，具有超凡魅力的政治领袖牢牢控制平民大众，拥有绝对的权力，现代的民主政治迟迟不能得以在这些国家确立，代之而起的则是权威主义政治的确立。拉丁美洲的这种民粹主义实验，使得至今还有人直接把民粹主义简单地等同于权威主义。
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
民粹主义着眼于人民的统一，强调群众的整体性，这种基本价值在遭到外敌威胁或以为遭到外敌的威胁时，便极容易转变成民族主义，即强调民族统一和民族认同，抵制和排斥外国力量的侵入。由于民粹主义内在地潜藏着这样一种民族关怀，所以它又被称之为义“民粹民族主义”(Populist Nationalism)或“民族民粹主义”(National Populism)。恰如皮尔—阿德列·塔奎夫指出的那样，尽管民粹主义有很大的模糊性，但不含糊的是，所有形式的民粹主义都有一种民族关怀。因此，“所有民粹主义或多或少是一种民族民粹主义”。［15］
当民粹主义在民族遭到外敌威胁或以为遭到外敌的威胁，而转变为民族民粹主义或民粹民族主义时，其大众认同便转为民族认同，“人民的—反人民的”的思维逻辑转变为“国内—国外的”逻辑；其批判的重点也随之从国内的政治精英转变为外部敌人，从上层阶级转变为“吃里扒外”的内奸。例如，法国的勒佩主义(Lepenist)运动［16］被认为是民粹主义转为民族民粹主义的一个典型。在这一运动中，勒佩的支持者原先的“人民的一反人民的”的评判标准，明确地转为“法兰西的一反法兰西的”。
民粹主义首先量种社会政治思潮和政治运动，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所涉及的主要是社会政治问题。但是，民粹主义所关注的远不局限于政治问题，尤其是从本世纪六七年代以来，它所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几乎包括了所有最重要的时代问题。例如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直至最前沿的后现代问题。
民粹主义与经济发展。
当民粹主义领袖将其政治主张扩展到经济领域时，民粹主义政治便转为民粹主义经济，或者称作“经济民粹主义”(Economic Populism)。经济民粹主义意味着一整套经济政策，旨在调动有组织的劳工、中下阶级和内销型商人的政治支持。它涉及到从政治上孤立农村贵族、外国企业和国内的大工业资本家。典型的政策是通过预算赤字来刺激国内需求，通过价格控制增加名义工资以影响收入的再分配，调节汇率以降低通货膨胀，以及提高非贸易领域的工资和利润。鲁迪格尔·杜布仕(Rudiger Dorbusch)和塞巴斯蒂安·爱德华茨(Sebastian Edwards)把民粹主义经济界定为“强调增长和收入的再分配，而忽视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的危险，忽视外部制约因素和经济机构对非市场性政策的反作用”。［17］
从拉丁美洲的经验中，经济学家已经试图概括出经济民粹主义的若干特征。其主要特征是，在强调通过宏观政策手段实行收入再分配的同时，忽视了宏观经济的制约因素。具体地说，有以下几点。1）通过强制性的全员就业，提高工资和社会福利等措施求助于有组织的劳工和白领阶层。2）旨在地区性自给自足和强制性工业化的进口替代政策，以及经济“飞跃”赶超发达国家的雄心；3）支持城市化而忽视农村的政策，如将收入由农村向城市、由农业向工业的再分配；4）强烈地偏向公有企业，而歧视私营企业；5）很大程度上限制外国企业；6）用预算赤字等方法来刺激需求，用控制价格提高名义工资来影响收入的再分配，用调控汇率来降低通货膨胀和提高非商业部门的工资与利润；7）强调经济的增长和收入的再分配，而忽视财政赤字及外部约束的危险。［18］
民粹主义与生态环境。
经济现代化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福间，因而，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强音和主旋律。每个国家可以有各不相同的，甚至大相径庭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但没有一个国家不想实现现代化，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抗拒现代化。但人类在享受现代化甜蜜果实的同时，也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中主要的和普遍的代价之一就是环境的破坏，生态的失衡，例如大气污染、水污染、臭氧层破坏，资源短缺、人口爆炸、生态失衡等等。由于生态环境的破坏直接影响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所以它引起了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普遍关注和担忧。从而也成为当代各种有影响的社会思潮的共同话题，如绿党的产生、绿色政治的兴起，“生态社会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学”、“生态经济学”、“生态社会学”等流派的出现。民粹主义者在这方面也不甘寂寞，90年代出现的“生态民粹主义”（Ecologic Populism）便是民粹主义把触角伸向生态领域的结果。
生态民粹主义反对福特主义的工业化形式下所发生的一切。它认为自由福利国家和经理合作企业的松散联盟显然滥用环境、社会制度和共同文化，它们的权威已经失去合法性。在福利国家崩溃和现代企业裂化后，新民粹主义运动正在动员人民对付后福特主义的信息主义所造成的微观生态和宏观环境中生活质量的下降。生态民粹主义将鼓励生活方式的“自愿返朴归真。”这意味着地方社区自己确定需要，从而脱离合作资本主义的“强制性连结”；意味着向新的空间的转移，它将乡村和城市溶入一种新“城市”生活方式。城市主义能够分散城市的资源，将“城市”的商业、艺术、社区、通讯与乡村的手工品、文化、乡亲生活和习惯平衡。它认为，通过自愿接受生态社区中的成员，生态民粹主义有可能使其所在的社会超越现代市场的非理性缺陷。它把重构当代的消费主义生态学，作为改造工业化与自然环境相互关系的第一步。
对于这种生态民粹主义的特征，蒂姆·卢克（Tim Luke）作了以下概括。他认为，一种真正的生态技术将出现于民粹主义的社区中。这种生态技术包含了许多民粹主义的特点。首先，生态技术将根据物质的舒适性来生产物品——习惯的住所、基于生物学的护理、舒适的环境、再生的资源利用和耐用的人造品。其次，机器工具及生产的管理组织应当为全体人民所利用和可接受。这些新过程不仅创造各种物品，而且也创造独立自主的新人，他有能力控制和管理其所在社区的全部社会经济体制。第三，能源将再生；原料将回收；劳工将合理使用；管理将民主化。这并不意味着将毁灭高科技、现代医学和复杂工程。相反，它们将物尽其用，以确保生态学作为一门实证批判科学的活力和诚实，从而使民粹主义成为一种实用的选择。［19］
民粹主义与后现代。
从上面对生态环境的关注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民粹主义在所有时代的前沿话题上都是不甘落后的。在当代西方学术界，最前沿或者说最时髦的话题还有什么呢？至少还有“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后现代主义是一个争议极大的概念，对此的界定也众说纷纭。但大体说来，后现代主义就是超现代主义，它试图用超现代的逻辑来思考当代的问题。最初它主要出现于文化领域，尤其是文学领域，现在则已经涉及到所有重大的社会问题。后现代主义认为，人类现在已经从现代走到了后现代，所谓的“后现代状态”(Postmoderm conditions)业已形成，所以必须把问题放到“后现代状态”中来思考。后现代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弗里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k Jameson）说，后现代状态出现的标志就是“超越古典资本主义的新社会体制。分别在地方和全球两个层次中兴起。［20］当一些激进的民粹主义者也试图用这种后现代状态来分析社会政治经济问题时，传统的民粹主义便摇身一变而成为“后现代民粹主义”(Postmodern Populism)。
在后现代民粹主义看来，民粹主义在历史上是不成功的，它的不成功主要是因为它的反现代主义在前现代和现代时期缺乏现实的条件。在前工业化时期，存在的是前现代条件，而前现代条件只能导致灾难性的权威主义，决不会导致民粹主义。而现在随着后现代时期的来临，民粹主义的现实条件，即后现代状态，已经具备，民粹主义从而将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一种切实可行的政治选择。后现代民粹主义者保罗·皮可尼指出，目前，在后现代阶段，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选择的前景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晰可见。随着现代性开始出现危机，新阶级已进入了一个失去合法性的堕落阶段，这更助长了上述这种情况。结果是，民粹主义的反现代主义便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在后现代阶段，进步概念的解体已经摧毁了所有片面的历史理论，并推翻了现代性作为文明终极价值的地位，于是，迄今被视为落后与不成熟的民粹主义对现代性的拒斥现在开始成为另一种政治选择。［21］
与传统民粹主义相比，后现代民粹主义的最大特征是它强调现时代的诸如电脑的普及、高科技、经济一体化、全球化、快速通讯手段、普及的高等教育、文化同质等后现代条件为上述这些基本价值的实现提供了可能。在基本价值方面，它与传统的民粹主义并无实质性的区别，它仍然标榜平民政治、人民自治、直接民主；仍然强调人民的权威而不是中央的权威，强调地方而不是全国，强调国家而不是政府，强调权力共享而不是集权。但是此外它增加了新的内容，如保护生态环境，返回自然，使人类与自然处于最和谐的状态等，用一位后现代民粹主义者的话来说，后现代民粹主义没有确定的纲领说明它必须做什么，没有开列关于未来的保险处方，只提供了可能的大体设想。
从上面的考察中我们不难发现，民粹主义是一种周期性的复发现象，它常常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与新的社会问题相结合，尔后以新的面目出现于世。那么，民粹主义为什么会周期性地复发呢？或者说，民粹主义产生与存在的现实基本是什么？
民粹主义产生的基本原因是种种国内社会矛盾的激化，包括国内的阶级矛盾、地区间的矛盾、贫富两极的分化、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剧烈冲突，以及平民与政府的尖锐对立等等。以第一代民粹主义的产生为例，19世纪90年代美国西部和南部民粹主义运动的爆发，是由于乡村的农民阶级与城市的资产阶级，尤其是金融资本家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造成了依附于土地的农民在经济上的极大困境。他们正确地看到，当时的政府所代表的已不是当地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而是少数资本家的利益，所以主张改造政府，还政于民，提出了“把共和国政府的权力还给普通人民”的口号。俄国19世纪末的民粹主义运动，则导源于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之间的激烈冲突。在工业化初期的激烈竞争中，小业主纷纷被大资本家鲸吞，一部分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便对城市中新兴的资本主义体制感到失落，转而求助于广大的农民，提出了“到民间去，到农村去”的口号。
产生民粹主义的直接原因通常是社会的不公正，政治的腐败，政府的无能，特别是公民对政府的失望。正如一些学者所证明的那样，民粹主义并不必然出现于深刻的经济危机期间，而通常是在危机之后。从拉丁美洲的实例来看，民粹主义实践无一发生在经济衰退之时，只有秘鲁1985—1990年的实验例外，其它均发生于经济增长之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无高速的通货膨胀。供需大体平衡，预算赤字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但是，民粹主义的流行与社会的政治危机却有着必然的联系。世界范围内民粹主义的历史表明，它总是伴随着下述一种或数种政治危机而产生与流行：政府缺乏足够的统治能力，不能有效对付来自国内与国外的压力；普遍的社会不公正和政治腐败，政府的合法性极大地流失，人们对政府的信任急剧下降；政府没有足够的权威推行既定的制度，某种程度的政治失控使公民缺乏必要的安全感。简言之，相当数量的公民对现实政治的不信任和对政府的失望，是民粹主义产生的一个必要条件。
民粹主义是现代化的产物，它内在地具有深刻的反市场倾向和反现代化倾向，当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出现某个薄弱环节时，如在现代化过程中发生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经济危机、生态危机时，它就会应运而起。19世纪末俄美的第一代民粹主义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发抵制，20世纪60年代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复兴也是这些国家走向经济现代化的伴生物，90年代初东欧国家的种种民粹主义努力同样是对经济市场化的一种刺激性反应。所以，正如一位研究民粹主义的学者所说，“尽管在前现代时期中能找出民粹主义（此处原译‘平民主义’、‘人民党主义’、‘民众主义’等，为统一译名一律改译‘民粹主义’——引者注）的雏形，但民粹主义在本质上是一个现代现象。在经济现代化中产生了农业民粹主义形式，在大众的政治动员中形成了政治民粹主义。过去半个世纪，民粹主义的观念和态度在学术界的地位有很大的变化”［22］
民粹主义的兴起还与它可能带来的短期政治和经济利益紧密相关。从政治上说，民粹主义的口号在国家面临政治危机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政治家的民粹主义主张通常能在短期内迅速而有效地动员广大的群众，把他们纳入政治过程，从而获得广泛的群众基础。这对加强政治领袖个人的政治权力，维护短期的社会政治稳定，以便推行其政治主张，具有直接的作用。例如，智利的阿连德总统在1970年的总统选举中得票仅36％。但当它在全国普遍实行民粹主义的政治经济政策后，支持率便急速上升，短短的一年后即在1971年其支持率便升至50％。近来的专门研究还表明，民粹主义政策不仅可能导致短期的政治利益，而且可能带来近期的经济利益。据民粹主义研究专家贝拉·克雷斯科维茨（Bela Greskovits）教授说，实施民粹主义的经济政策后，在特殊的情况下，一些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如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和实际工资在短期内能戏剧性地得以改善。而且这些短期的经济利益在眼前不会发生意外，它所潜藏的危险要到后来才会被人们发现。例如，要过相当一段时间后，才会发生预算和收支情况的恶化以及国际储备的枯竭。［23］
民粹主义的产生还与其它的一些因素有关，如由外族入侵或外部压力导致的民族危机感或认同危机感；由经济萧条或暂时的经济不景气引起的群众的普遍失望或失落；某些别有用心的政治家蛊惑人心的宣传鼓动；政治制度，特别是民主制度的不健全等等。显而易见，上述滋生民粹主义的所有现实条件在现代化过程中，特别是在现代化初期，始终都潜在地或多或少存在着，所以，现代化伴发民粹主义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是可能的。这一点已为民粹主义的研究者所证实：“自19世纪以来，在不同的政治文化氛围、不同的历史时期以及不同的国家中，民粹主义均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出现”。［24］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民粹主义与其说是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或政治体制，还不如说是一种超意识形态和超政治体制。正如有人形象地所说的那样，它是一种“政治涂料”，它可以涂在截然相反的不同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上。迄今为止，它不仅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主主义等联姻，而且也与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权威主义等结合；它不仅为社会党、民主党、共和党和绿党所使用，也为法西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皇权主义者和政治野心家所运用。民粹主义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现象，它有左的一面，又有右的一面，有进步的一面，又有反动的一面，有先进的一面，又有落后的一面。它有民主的内涵，但最终极可能走向专制独裁；它有爱国的情调，但常常导致极端的民族主义；它反对精英政治，但结果经常是个人集权；它貌似激进，但实质上经常代表保守落后的势力。因此，民粹主义对于现代化和社会进步来说，或许是福音，但很可能是祸害。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
注解：
［1］皮尔—阿德列·塔奎夫(Pierre-Ahdre Taguieff)，“政治学遭遇民粹主义”(Politcal Science Confronts Populism:From a Conceptual Mirage to a Real Problem),见《泰洛斯》(telos)，1996年春季号，第17页。
［2］保罗·皮可尼，“后现代的民粹主义”（Postmodern Populism）《泰洛斯》1996年春季号，第45页。
［3］皮尔—阿德列·塔奎夫，“政治学遭遇民粹主义”，同上，第38页。
［4］参阅《法语百科全书》（Tresor dela Jangue Fracaise）,加里马特出版社，1988年，第780页。
［5］托尔夸托·迪特拉（Torcuato di Tella）：“民粹主义与拉丁美洲的改革”(Populism and Reform in Latin America），见C维利茨 (C.Veliz)编《拉丁美洲变革的困难》(Obstacles to Change in Latin America)，牛津大学出版社，1965年，第47页。
［6］皮尔—阿德列·塔奎夫，“政治学遭遇民粹主义”，同上，第9页。
［7］弗朗西斯·威福特：“巴西政治中的民粹主义”( Le Populisme dans la Poitique Bresilienne),见《现代杂志》(Les Temps Modernes)，1967年10月号。
［8］盖图利奥瓦加斯和贾尼奥·夸德洛斯，均为巴西政治家。盖图利奥·瓦加斯曾于1930—1945年1951—1954年两度任巴西总统。贾尼奥·夸德洛斯曾于1961当选总统。
［9］弗郎西斯·威福特，同上。
［10］保罗·皮可尼，“后现代的民粹主义”，同上，第45页。
［11］克莱德·威尔逊(Clyde Wilson)：“美国民粹主义探要”(up at the Fork of the Creek:In Search of American Populism），《泰洛斯》，1995年夏季号，第77页。
［12］约克·海德尔(Jurg Haider)，《画像》杂志(Profil)访谈录，1990年8月6日。
［13］克莱德·威尔逊：“美国民粹主义探要”，同上，第页。
［14］参阅保罗·皮可尼的“后现代的民粹主义”和皮尔—阿德列·塔奎夫的“政治学遭遇民粹主义”，同上。
［15］皮尔—阿德列·塔奎夫，“政治学遭遇民粹主义”，同上，第38页。
［16］勒佩主义运动指70年代后由法国政治家勒佩（Len Pen）领导的政治运动。勒佩是法国的极右政治家，于1972年创建“法兰西国民阵线”。
［17］鲁迪格尔·杜布仕和塞巴斯蒂安·爱德华茨：“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宏观经济”("The Macroeconomics of Populism in Latin America"),见《世界银行政策，计划和研究工作论文》(World Bank Policy,Planning and Research Working Papers)，1989年，第316期第1页。
［18］贝拉·克雷斯科维茨(Bela Greskovits)：“东欧存在着蛊惑人心的民粹主义吗”(Demagogic Populism in Eastern Europe)？见《泰洛斯》1995年冬季号第91—107页。
［19］蒂姆·卢克：“后现代民粹主义与生态学”(Searching for Alternatives:Postmdern Populism and Ecology)，《泰洛斯》1996年春季号，第87—110页。
［20］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杜克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54页。
［21］保罗·皮可尼，参阅其“后现代的民粹主义”，同上，第45—86页。
［22］戴维·米勒和韦农·波格丹诺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89页。
［23］参阅贝拉·克雷斯科维茨：“东欧存在着蛊惑人心的民粹主义吗？”《泰洛斯》1995年冬季号第91—107页。
［24］吉塔·伊内斯库（G.Ionescu）:“民粹主义”(Populism)，见戴维·米勒和韦农·波格丹诺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89页。
内需不振往往是导致经济增速放慢甚至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各国政府采取扩大公共投资、减税、降息等措施。现将情况综述如下，以供参考。
一、德国政府扩大内需的主要政策措施
在80年代至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德国政府在扩大内需方面所采取的主要政策措施:
1、注重运用财政政策，充分发挥税收、国债和政府支出等财政政策工具在抑制经济衰退、促进社会有效需求增加的导向作用。
(1)在税收政策方面，德国政府及专家一致认为，高额的直接税不利于促进投资和创造400万失业大军急需的工作岗位。为此，德国政府于1992年着手进行以所得税改革为重点的税制改革，其中心内容是降低所得税税率和调整税收规模与结构。具体方案及措施是，个人最低所得税税率由以往的25．9%降至15%，而个人最高所得税税率由53%降至39%；免征所得税的界限由过去的年收入1．2万马克提高到1．3万马克；企业所得税最高税率由过去的47%降至35%。与此同时，适当开征一些新税种，如矿物油税，每公升汽油征收6芬尼，取暖油、天燃气和电等费税也相应上升。
(2)在公债政策方面，德国在1967年制定的《促进经济稳定和增长法》中，严格禁止政府在经济过热时期发行公债，但它不反对政府在经济衰退时期发行公债。
(3)在财政支出政策方面，90年代以来，德国政府在增加政府采购和扩大公共工程支出方面均有较大的举措。
2、积极培育市场主体，有效发挥微观经济机制在刺激经济增长、增加社会供给的基础作用。
(1)减轻企业负担，并积极扶持和帮助中小企业。德国政府于1997年元月取消了财产税。财产税的取消意味着减轻企业50多亿马克的负担。德国政府下一步的计划是取消营业资本税。与此同时，德国政府还积极鼓励并大力扶植中小企业发展。德国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对中小企业实行优惠政策，如制定并实施促进中小企业的创新计划，其资金来源于欧洲复兴计划，目的是为开发新产品、新工艺和为服务行业与市场营销工作提供资助。
(2)降低国有率，实行公共企业私有化。德国政府认为，降低国有率和实行公共企业私有化，可以为个人和企业开拓新的活动领域，并有助于经济效率和创新能力的提高。为此，德国政府一直致力于私有化工作，许多航空、铁路部门如德国汉莎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德国铁路股份公司已成为私人掌管的企业。
3、不断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注重发挥高新技术产业对社会供给与社会需求的带动作用。德国政府清楚地认识到，仅靠现有的产业结构和已往发展道路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必须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以此作为契机或突破口，带动德国经济从低迷走向高涨。因此，所作的主要工作是:
(1)制定和实施“今后四年经济政策目标”。从1994年起，德国政府开始实行这项目标计划，其具体内容为，支持通讯、金融、服务、环保、卫生、保健等应增长的部门，以此创造新的大量的就业机会来对付传统工业结构性生产过剩所造成的失业问题；谋求削减银行在工业中的资本份额，以辣少企业在改革创新、采用先进技术及为此进行风险投资时的约束与限制；削减福利开支，使全部?福利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超过1／3。
(2)加大教育、科研和培训的投资，以推动包括作息技术在仙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培养更多的技术熟练的劳动者。德国政府专门提出一项法律草案，给全部或部分时间参与培训者以资助德国政府还致力于创设新职业工种工作，目前已初步拟设30个职业工种，并开始进行试点培训。
(3)研究和提出发展“新工业革命”的政策主张。德国政府将信息高速公路定为今后若干年政府科技政策的中心内容，认为未来10年信息高速公路创造的利润可以达到德国社会总产值的5%，这将超过汽车行业的利润，并且由此产生相关联的各种服务行业将提供大量新的就业岗位。为此，德国政府与企业界联手，各方出资12亿马克资金，于1995年共同实施信息技术计划。《1》
二、日本政府扩大内需的政策
日本经济长期低迷不振，最大的问题是内需严重不足。针对实体经济方面存在的“三过”，即设备过剩，债务过大和雇佣过多，日本政府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
在战后历次的经济周期循环过程中，每当经济陷入衰退时，为了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日本政府首先采取的措施是追加财政预算，发行国债，扩大公共事业投资。这次也不例外，日本政府已经连续多年动用巨大的财政投资，扩大内需，化解内需严重不足的问题。据统计，自1992年以来，累计财政投资已经超过100万日元，今年还将追加10万亿至12万亿日元。
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日本政府逐步放宽金融市场限制，诱导实行事实上的“零”利率政策，并制定新的中长期经济发展计划和综合性提高产业竞争力的规则。在具体政策方面，政府给低收入者直接发放现金地域振兴券，降低房地产交易收入所得税。地域振兴券不准流通，但可以作为现金代用券直接购物，是一种能够直接刺激最终消费的暂时性措施，主要解决低收入者消费能力下降的问题。政府降低不动产收入所得税，则减轻了购买住宅的负担，直接刺激了住宅产业的复苏。
日本在采取相应经济政策措施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同时，正在制定并准备实施新的中长期振兴经济综合计划。当前的重点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开拓和发展新产业，创立新企业；制定综合雇佣对策，解决失业人员的救济和再就业问题。目前被确定并准备大力发展的新兴产业有高科技产业，特别是信息、通讯和与知识经济相关联的产业；环境保护和与环保相关联的产业；与高龄社会相关的老人的衣食住、保健、医疗、生活护理、文体娱乐等的三大新兴产业，促进日本经济的增长，而且可以使日本经济提高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
三、比利时政府刺激消费的措施
在比利时，政府部门在促进消费方面行使三大重要间接职能:
第一，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分配制度是消费市场能否健康发展的基础。比利时过去人均收入约为2．2万美元，其中月收入在5000美元以上的中等水平家庭约占总数的70%，月收入在1万美元以上的家庭约占12%，这样的收入结构对消费市场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二，健全各种社会保障机制和规则，如退休金(包括养老保险)、失业金、医疗、教育、财产保险制度等，并监督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经营性机构的正常运行。这一职能的发挥需要政府进行长期的规划，采取国家福利与社会保险体系相结合的方式，使社会逐步建立起适合消费不断增长的宏观环境。
第三，通过不断调整财政和货币政策，以税收和利率调节为杠杆刺激消费增长。利率的变动对消费最为敏感，降低利率会使相当一部分资金流向资本市场，增加再投资领域的资金总量，从而有利于促进生产活动，增加就业机会和就业者的收入。税收作为另一项有效措施对刺激消费增长同样重要。比利时的具体做法是，对创办新企业或雇佣失业者的企业予以不同程度的经济补贴和适当的税收减免，资金来源主要是从再就业者停止发放的失业金中提取，这样做不仅减少了政府、社会的负担，降低了企业的单位生产成本，而且就业岗位的增加使有固定收入的人数增加，消费的总体水平也就相应地得到有效提高。《3》
四、韩国扩大内需刺激经济的对策
韩国采取的根本对策是振作景气，改善总体经济环境。具体措施包括:加快企业结构调整和金融结构改造步伐，增强产业发展潜力和竞争能力，提高国内外对韩国经济的信心；及时采取刺激内需政策，扩大财政预算投资规模，提前执行预算计划，一季度基础设施和失业对策预算执行额达9．8亿韩元，将近全年的1／3；集中搞活住宅建设，年内投放住宅资金达9．4万亿韩元，其中提供居民购房、租房贷款4．5万亿韩元。同时，强化对企业的金融、税收扶持，促进生产和设备投资，降低并保持利率稳定。在此基础上，政府提出“健康消费是美德”的口号，鼓励居民扩大消费。
在韩国，数量众多、财力殷实的中产层成为消费的主导力量。然而，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大量中产层沦为低收入层，中产层所占比重由61．1%减为45．1%；相反，低收入层人口却由34．6%上升为54．3%。显然，中产层崩溃是消费冷淡的主要因素，韩国政府在消费政策上把扶持中产层放在重要位置。所采取的政策主要是:
1、扩大对中小风险投资企业和工商业者的创业支援。年内拟安排风险企业创业贷款7500亿韩元，扶持3万多家风险企业创业。同时将自营工商业者创业及经营支援资金由1000亿韩元增至3000亿韩元。
2、强化以中产层为重点的职业培训。适应中产层知识水平较高的特点，主要在金融、电脑网络、音像、信息通讯等知识产业和服务产业等部门，以中产层为对象实施专门职业培训，借以减少中产层失业，并借助其发挥活跃经济的作用。
3、实施综合税收优惠援助，包括对中产层存款给以利息免税及低税等优惠，对中小制造业实行特别税收减免，通过扩大非纳税部分减轻继承税负担，并设法减轻住宅及子女教育方面的纳税负担。
4、维持中产层家庭的生活安定。向中产层家庭失业者提供长期低息“家计资金贷款”，帮助其稳定生活和另谋生计。截止今年4月中旬，接受贷款支援者达17．6万名，援助金额为1．1万亿韩元。《4》
五、越南扩大投资、刺激内需的措施
目前越南市场供求关系中存在着一些脱节的现象:一是商品尚不丰富，但却出现了剩余的现象，如钢铁、水泥、布匹等库存积压数量很大，消费缓慢。二是企业的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发挥，生产出的产品却大量积压。三是投资资金严重缺乏，但居民和经济组织的大笔资金却又大量闲置。四是商品和生产价格下降，下降的原因并非由于生产成本和流通费有下降，而是因为购买力和偿还能力下降。
越南有关专家认为，以上问题可以用刺激需求的措施加以解决，但不应该鼓励进口商品的消费。因为这种消费不仅不能促进国内生产，还使得目前尚缺乏竞争力的国内产品受到冲击。现在刺激内需最有效的措施是扩大投资。目前越南国内的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左右。有关专家指出，加快投资速度应该迅速落实优惠信用资金计划，尽快发放和促进今年的资金到位。
此外，刺激内需应增加企业投资，加大对水利工程、农村交通、居民住宅、电力系统、生活供水等领域的投资。对于企业，应采取降低税收的方式使之增加积累，提高投资能力；同时降低贷款利率，鼓励企业贷款进行投资；加快国有企业股份化的速度。
在消费方面，有关专家认为，应注意不同消费层次居民的需求，对中等收入以上的阶层，除了鼓励他们向生产经营直接投资外，还应鼓励他们进行合理消费。对于生活尚不富裕的普通消费者，则应以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参加工程建设的方式解决就业和提高收入；应该面向农村组织商品销售网络，同时建立消费信贷基金，实施分期付款的购货方式；部分商品价格应该下调，特别是积压商品；对货币贬值部分则应实行补贴。《5》
六、马来西亚扩大内需的具体措施
马来西亚于去年9月实行“外汇管制”，在稳定汇率和金融市场的前提下，通过放松银根，大幅增加公共开支等措施设法拉动内需，使经济逐步走上复苏轨道。采取的具体措施主要有:
1、稳定金融、鼓励放贷。为扭转经济颓势，马哈蒂尔总理亲任财长，并宣布实行外汇管制的大胆措施，把汇率固定在1美元兑换3．8林吉特。同时，马政府还成立国家资产管理公司，通过该公司向10家金融机构注入61亿林吉特资金，使其资本充足率达到11．9%，给银行增加放贷提供保证。
2、大幅增加财政开支和基础设施投资，促进消费需求。在1999年预算案中马哈蒂尔开出了约占国民生产总值6%的166亿林吉特巨额预算赤字，通过公共开支和消费以及基础设施投资，带动私人投资和消费，重现经济活力，扭转经济滑坡的局面。
3、放松银根，鼓励银行放贷。央行从去年9月实行外汇管制后，多次调低利率，以鼓励银行放贷，央行法定储备金由今年初的8%逐步调至4%，商业银行流动资产对负债比率从17%降至15%。
4、实行振兴经济的税务措施。根据马预算案，原本到2000年应缴付的1999年的所有公司税和个人所得税将豁免。此外，政府还对一些企业实行税收优惠，如国际贸易公司实行70%的免税率等。
5、努力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政府推行“居者有其屋全国购买产业运动”，以推动房地产、商业和工业生产的复苏并带动其它相关产业的增长。另外，政府自去年开始调整了国民购车优惠政策，将原来只限于购买1万美元以下汽车能获得85%贷款的规定扩大到购买1万美元以上或外国进口车。设立8个政府专项基金扶持中小企业，基金总值约20亿美元，贷款利息低于5%，偿还期长并无需特别担保。
6、配合政府优惠政策促商机。在政府发起的“居者有其屋全国购买产业运动”中，大约200多家企业和银行及几乎所有保险公司参加了该促销活动，银行通过优惠贷款，企业通过降低成本来削减商品价格，保险公司则为产业购买者提供25%的产业保险优惠及10%的购买产业抵押险，同时个人只要象征性地交1林吉特就可获得1万林吉特的个人意外险。
7、企业、银行、商家等联合启动电子商务，用先进科技开发商机，刺激消费，取得良好效果。去年马电子商务交易为8000万林吉特，预计今年将达到3亿林吉特，此后两年将以每年4倍的速度递增。《6》
七、智利刺激国内需求和措施
智利总统弗雷宣布了八项紧急经济措施，旨在刺激国内需求和促进经济恢复增长。其措施主要包括在财政预算范围内，通过有关部委和市政厅增加在道路、水利和农村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广开就业门路；振兴建筑业，通过减税鼓励住房销售，同时增加对劳动者住房的补贴；国家银行重新安排中小企业债务，特别免除小型企业、微型企业以及个体户所欠债务的利息和罚款；建立出口信贷保险，完善出口商保险基金；通过国家补贴的办法鼓励私人企业雇用大学、职业学校和技术学校的在校生；敦促议会尽早通过“失业工人保护法”；增加市政建设、社会基金和学校基础设施基金资金；提高铜产量，增加国家财政收入。《7》
资料来源:
《1》齐兰《德国政府扩大内需的政策及其借鉴意义》《经济学动态》1999年第4期
《2》赵文斗《财政货币手段并用 刺激内需端倪渐显》《经济日报》1999年6月15日
《3》孙健《政府搭台 市场唱戏》《经济日报》1999年6月4日
《4》曹世功《营造大环境 筑厚消费层》《经济日报》1999年6月3日
《5》利国《扩大投资 刺激消费》《经济日报》1999年6月8日
《6》王涛《政企联手 促复苏》《经济日报》1999年6月29日
。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还需坚持思维与技术齐飞？谋略训练还有没
有意义？
曾有这样一种说法，打高技术战争，还得靠高技术，主意再好，点子
再妙，没有新的技术手段也白搭。持此说法的朋友经常用老鼠怎能给
猫脖子上挂铃铛，来比喻谋略在高技术条件下是无法实现的主意。但
若用东方谋略的思路，还是可以找到解决办法的。这里需要弄清西方
对策论与中国传统谋略在思路上的差别。
西方对策论的基本思想是：不管对方用什么对策，而我所用的对策则
要保证获利最大、损失最小，即所谓“最大最小原则”。中国传统的
谋略思想，则首先看对方用什么策略，研究对方用什么策略；因势利
导，诱使对方采用可以使我方获利最大的策略。这两种“获利最大”
有所不同。对策论是在保证己方损失最小中获利最大；而中国的传统
谋略则是调动对方不自觉地采用我所期望的策略，从而使我获利最大
。
这不是说对策论的思想不对。比较而言，对策论的方法叫算法法，能
用严密的数学表达，决策追求稳妥；对策论的假设前提和理论体系是
建立在“重复对策”的背景之下的。在“重复对策”的背景下，最好
的策略莫过于按照最优混合策略的概率分布，随机地选用一个策略。
而中国的传统谋略则属启发法，即另辟蹊径，在最大的冒险中包含着
最大的成功，风险与机遇同在。谋略是一方的决策者用来影响或控制
对方决策活动的一种特殊的手段和方法，即通过谋略活动，制造和利
用对方的决策失误，以实现自己的利益目标。
在对抗决策中，对策论假设决策者是“理想局中人”，不存侥幸、不
犯错误，遵循着“从不利情况下争取最有利结果”的原则行事，由此
建立起零和对策的模型。对策论作为一门应用数学发展起来，没有以
劣胜优、以弱胜强之说。然而，军事对抗与作战指挥活动中，在一定
实力的基础上，必须有“以谋取胜”的理论，这就是“上兵伐谋”的
思想。这种理论的认识基点是：在错综复杂的人与人竞争、对抗的环
境中，任何决策者、指挥员都有可能犯这样那样、或大或小的错误。
正因如此，以劣胜优、以弱胜强才有了实现的可能。在这里，谋略扮
演着系统地研究敌方决策者、指挥员如何会犯错误以及如何利用这些
错误而赢得胜利的角色。于是，对策论所假设的“理想局中人”就不
得不还原为有思想感情、有个性特点的“现实决策者”了。谋略运用
也就要以行为科学、心理学、认知科学、思维科学等现代人文科学群
及情报信息为基础了。
进而言之，谋略方法与一般对策论方法有两个显著区别：一、谋略方
法以造成对方犯错误来实现自己的利益目标，争得胜利；而对策论则
是建立在“最大最小定理”上，以保险取胜。二、谋略方法是“外延
求解法”，即在“矛盾之外解矛盾”；而一般对策论则是“内涵求解
法”，是在矛盾之内解矛盾。因此，面对两难困境，惟谋略方法能求
得圆满解决，找到走出困境的第三条路。而在此情况下，一般对策论
则显得一筹莫展。
从兵学文化的传统讲，对策论倚重于作战的物质方面，即便于进行量
化的力的方面，有它的科学性，有值得我们汲取之处。因为我们的兵
学文化忽略技术，轻视量化；强调艺术的方面多，强调科学的方面少
。我们很需要取彼长，补己短；需要对自己的兵学文化观念进行改造
。这也正是科技练兵的重要意义之一。但任何事情有其长，必有其短
。西方兵学文化，重有形，轻无形，早已引起西方军事家的注意。对
策论代表着西方兵学文化。它的遗憾就在于：对于人的智能和心理方
面等难以量化的无形力量，不便被纳入科学的运筹之中。兰德公司政
治学研究部主任乔?波拉克说过：“当美国军事计划人员认为可能有
必要用兵时，他们更多的是注重敌方的能力，而很少考虑敌方的战略
和意图。”
从对策论的角度看，猫是老鼠的克星，老鼠是无法给猫脖子上挂铃铛
的。而按照中国谋略学的思路，老鼠可以设法诱使猫自己戴铃铛。
谋略运用与“以劣胜优”
●人与人的竞争。对抗活动不能机械地套用自然界“物竞天择，优胜
劣汰”的规律。
●人是有能动性的。人与人的竞争、对抗活动可以把双方的能动性最
大限度地激发出来。
这几年，学术界似乎有一种新发现，认为“以劣胜优”的提法不符合
规律，规律应该是“以优胜劣”。我们过去打仗，是在战略全局的劣
势中，通过科学用兵，运用谋略，造成一个个局部优势；通过积累一
个个局部的小胜，逐步赢得全局的胜利。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已经没
有了这种转化的时间。不言而喻，“以劣胜优”的提法已经不适用了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以优胜劣”是规律，“以劣胜优”是事实，
而不是规律。总之，“以劣胜优”受到了质疑。
然而，人与人的竞争、对抗活动不能机械地套用自然界“物竞天择，
优胜劣汰”的规律。因为人是有能动性的。人与人的竞争、对抗活动
可以把双方的能动性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来。“以劣胜优”的优与劣主
要是指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以往的战争中，衡量军事力量的优与劣
，又多是以数量来作比较，以装备来作比较。因此，“以劣胜优”也
就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战争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毛主席在《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引举的秦晋淝水之战、魏吴蜀赤壁
之战等都是“以劣胜优”的典型战例。应当看到，多次重复、反复出
现的事物就一定蕴含着必然性，就有其规律性。
美国的罗伯特?伦纳德中校曾研究了战争史上481次战斗，发现其中
272次为劣势兵力一方取胜，175次为优势兵力一方取胜，34次是双方
的实力基本相当。在劣势兵力一方取胜的272次战斗中，126次为进攻
战斗，仅有81次为成功的防御战斗，剩余的65次攻方和守方的数据不
全，情况不明。罗伯特的研究表明：战争中的数量优势在一定情况下
对战斗力的发挥来说有制约性。兵力庞大会导致以下问题：装备和训
练经费过高，训练难度大；部署和使用困难；指挥和控制困难。以少
胜多，以弱胜强的最可靠的办法是：使敌人产生方位失调，功能失调
，士气失调，时空失调。
从罗伯特的研究可以看出：军事斗争是非线性的。这是“以劣胜优”
的基本理论依据。军事斗争的非线性是因为偶然性常常影响决策，有
时一念之差决定胜负命运。这就使军事决策成为一种非线性的。许多
事实证明，在不少情况下，作出决策的依据是那些相对全局来说比较
次要的因素。有一种说法，蒸汽机之所以被内燃机取代，主要是由于
口蹄疫的蔓延所造成的。由于这次口蹄疫，许多用来为蒸汽机汲水的
马槽被废弃了。战场上的军事对抗中，决策的非线性更突出、更明显
。某军区在训练中曾出现过一则“以劣胜优”的典型事例。
某部在一次通信对抗演习中，为显示敌优我劣下的对抗，给担负干扰
任务的甲方越级补充了大批量、高性能的电子侦察和干扰器材，堪称
“一优三先”，即：优越的电子技术装备，由此带来所具备的干扰强
度、频带宽度和跳频速度都遥遥领先于乙方。同时，甲方还从有关部
门和院校调集了许多技术专家，并在对抗演习前，专门针对乙方的通
信器材，秘密进行了干扰训练。
乙方面对与甲方的巨大差距，不畏缩，不气馁，从传统谋略与高技术
装备的结合上求对策、找战法，主要采取了5招：一是将大的电台作
为电子欺骗的假电台，将小电台作为隐蔽指挥的真电台。二是将约定
俗成的试发报变为真发报，而按以往的习惯，应当真发报时，却发假
报。三是派出众多的假指挥所，使原有的几个团变为十几个、二十几
个团队，一些战斗保障分队也以团的名义出现，师指挥所也有真有假
。四是让所有的电台以自编的代码，反复地进行要发一起发、要停一
起停的“联合行动”，而且，齐发在对方休息之时，齐停在对方工作
之际。五是将上述几种对抗之策不断地交叉变换，各个真假指挥所和
通信枢纽的电台、雷达、密语代号及其联络时间、配置地域和工作方
式也都每打一仗，换一个花样，不断翻新。
对抗的结果是：甲方的强大干扰波连连被乙方的谋略引向了假电台，
而甲方还自认为抓住了真目标，紧紧咬住不放。就在甲方自以为得计
并加大对假目标的干扰力度时，乙方的各级指挥所却顺利地完成了自
己的通信与指挥，各级部、分队也都按时到达指定位置，完成了攻击
准备。
更可笑的是：乙方看着甲方连连失利的沮丧，决定在即将结束的最后
一仗里不再使用谋略，给甲方一点面子。然而，就在乙方把所有的电
台、雷达等都按常规用法开动、等待甲方干扰时，甲方却毫无动静、
不予干扰了。原来他们误认为乙方又在行诈，惟恐再一次上当受骗。
有道是：“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
这一演练实例说明：“兵者，诡道也。”孙子2000多年前揭示的这一
战争法则仍能反映高技术战争的规律；电磁场上，更是施诈用谋的舞
台。谋法是逆常之举、用变之法。在科技练兵中练谋略，重要的就是
通过网上对抗、电磁场上的交锋，演正法，学变法，研奇法。“奇正
之变，如循无端之环，不可胜穷也”。无论何时，新奇总能达到“出
其不意”之效，而新奇无非是第一次上演。
谋略训练与智能训练
●谋略展现在人与人竞争、对抗的场合，智能则闪耀于任何场合。
●智能训练非但不排斥谋略训练，谋略训练恰恰是其中的应有之意。
军队由体能型、技能型到智能型的发展与变革也使军事训练发生了由
以体能训练为主、到技能训练为主、再到智能训练为主的3次变革。
智能训练正是科技练兵的本质所在。科技练兵为什么更不能忽视谋略
训练？这是智能训练的本质内涵所决定的。
什么是智能？智能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人类智能，即人的智能；另一
种是非人类智能，即人工智能。
许多复杂的问题必须靠人工智能。在科学史上，闻名世界的四色问题
最先由德国数学家默比乌斯提出。此后的100多年间，许多数学家为
了证明这一假说，绞尽了脑汁。但这需要研究2000多个组合图形，进
行200亿次判断，这是人力望尘莫及的。直到1976年，美国数学家阿
佩尔?哈肯和考西利用电子计算机运算了1200多个小时，才最终解决
了这一难题。如果用今天每秒钟运算一亿亿次的计算机，解决难题的
时间会大大缩短。
在高技术战场上，纵横交错的信息流、宏大的信息量单靠人的智能是
无法应付的，更要靠人工智能。有人估计，对于现代战场上所获得的
情报，如果用传统的手段，只能处理30%以下，真正送到指挥官手中
的还不到10%。另外，高技术战争节奏快，变化急速，单靠人脑无法
应变。专家指出，如果使用先进的计算机决策辅助系统，进行运筹，
一般说15分钟后就能给出1～3个经过可行性论证以及功效得失权衡比
较的模拟决策方案。
应该说明的是：人工智能是人类智能的扩大和延伸。信息只有转化为
决策才能利用或才能实现利用。以人工智能构成的决策辅助系统是辅
助人进行决策的，而不是取代人进行决策的。
在人工智能日新月异向前发展中，国际上曾经发生过一些十分有趣的
事。比如，石油危机期间，松下商社的赢利额突然下降了37%。企业
要求“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重新到第一线掌权。他上班第一
件事是：下令把全部电脑停掉。目的不是为了省下100多万日元的电
脑费用，而是给人留出更多的冷静思考的时间。从这里，我们可能会
更深刻地理解，二次大战时，蒙哥马利为制服“沙漠之狐”———隆
美尔，独自到一个与外界隔绝的隐蔽之处踱方步的含意了。
从上述关于智能的定义和列举的情况表明，智能与谋略是紧密相联的
，特别在人与人的竞争、对抗的活动中，两者更是密不可分。在一定
意义上说，谋略就是为实现某一利益目标而利用信息控制对方决策方
向使之按照我所期待的方向行动的举措。这个定义和智能的定义是非
常相似的。所不同的是场合范围。谋略展现在人与人竞争、对抗的场
合，智能则闪耀于任何场合。不言而喻，智能训练非但不排斥谋略训
练，谋略训练恰恰是其中的应有之意。
科索沃战争中，北约军队使用的热成像系统可根据目标与环境温热的
细微差异，来发现、识别目标。即使关闭了发动机的坦克和车辆在短
时间内仍因散发一定的热辐射而可能被发现。因此，热成像系统被称
为提高空袭效果的“显微镜”。为对付这些“显微镜”，南联盟却偏
偏有意识地把坦克、火炮等重装备置于燃烧着的废油料堆之类的热源
附近，借助这些热源的强热辐射掩盖坦克、火炮的弱热辐射，使空袭
的北约飞机和导弹无法辨认真假虚实。北约的各种雷达是根据目标对
雷达波的反射来发现目标的侦察器材。将这种雷达装嵌入飞机、直升
机，它对地面侦察和监视的死角是地面雷达的数十分之一、数百分之
一，被称为指导空袭的“千里眼”。为对付这些“千里眼”，南联盟
用折叠的波纹铁等物品误导前来攻击的飞机、导弹，使隐蔽于建筑物
和树林里的坦克、车辆得以保存。
可见，现代先进的侦察技术虽然能看到“山那边的事情”，但无法知
道“山那边将要发生的事情”；可以知道“山那边之其然”，但难以
知道“山那边之所以然”。
其实，南联盟以谋抗敌之法，我军有许多部队在科技练兵中都已想到
过或者采取不同的形式试验过。谋略思想没有变，只是行使谋略思想
的载体、方式变了。“三十六计”第一
计叫“瞒天过海”。计中讲：“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中国传
统哲学的内涵不仅讲对立统一，还讲在互相排斥中存在着互含、互蕴
、互引的特性。推演为谋略，其思想内涵就是：秘密行为、秘密行动
不一定用寻常的保密方式、隐蔽的方式来藏匿，有时藏密于公开的行
动之中，更能达到保密的目的。立足于高技术战争，对此谋略思想作
个新解，那就是：制服高技术侦察器材的办法就存在于高技术侦察器
材的原理之中。
可见，弄清高技术兵器的原理，对付的办法也就存在其中了。比如，
地形匹配加区域景像是巡航导弹的主要制导方式。其原理是首先将飞
行航线下方的地形通过遥测、遥感等手段，变成数字化地图，预先存
入弹载计算机内。导弹在飞行过程中，再将探测到的实际地形同预先
存入的数字化地图进行比较、对照，按图索骥，飞向目标。于是，防
御者据此理，可通过临时增设、拆除或摸拟的方法，改变局部�